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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史蒙毅大忙起来了。
秦王从廷尉府回到王城，立即将李斯的《定国图治十大事略》上书交给了他。秦王的决断很明确：立即誊刻分送各大官署，限各署大臣一月之内思谋诸事应对，四月末行大朝会议决。此前，蒙毅得做另一件大事：会同国正监之考功署，统录并确定文武百官、将士臣民、六国人士于一统天下之功绩，拟定封赏王书，筹划朝会大行封赏。这件事非同小可，既是激励秦国朝野的喜庆盛事，又是抚慰天下人士的安定民心长策。更要紧的是，这是一桩繁剧而缜密的事务，牵涉面之多几乎涉及所有臣民，尤其也包括了山东六国臣民，要在一月之内备细列出却是谈何容易！然则，年青的蒙毅没有丝毫的畏难之心，立即全副身心地扑了上去开始连轴转了。这便是那时的秦国，上下同心同欲，任事不避险难，劳作不畏艰辛，奋发惕厉而着意创新，质朴求实以能事为荣，孜孜不倦以公事为本，民风官风之清新之纯厚，对当时天下有着极大的魅力。秦统一六国而能使“民莫不虚心仰上”，与其说天下人对秦王膜拜，毋宁说天下人对秦所开创的国风民性的心悦诚服。
倏忽一月，蒙毅终于从考功署的密室中走了出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整整一车简册拉进了王城，在秦王书房摆成了又一座文卷大山。正沉浸在列国郡县地图下的嬴政看得又气又笑：“你这个蒙毅，教我一卷一卷翻么？”积起一脸夜色的蒙毅连忙道：“不不不，这是备王查阅细目，封赏事大，难保无人喊冤。”嬴政一挥手道：“纵有喊冤，过后再改也来得及，只不能慢！你只说，我听。”蒙毅立即拿起山顶一卷道：“这是归总大目，我先将分类禀报君上定夺。”一口气，蒙毅说了整整一个时辰。
依据秦国法度，蒙毅的功绩辑录有四大类若干细目：
其一，军功。又分为将军之功、军尉之功、士兵之功三目。
列位看官留意，秦国军功考定之法，远比后世朝代详明合理，说具有科学性亦不为过。其间根本，是士兵斩首之功、将尉战胜之功的区别。寻常只知秦军以斩首记功，也就是山东六国所说的“首功”。然则，这只是秦国军功的一大类。因为此类军功最能激励民众从军杀敌，为变法之要，且震撼天下，是故常被后人误解为秦国唯一的军功。实则，秦国军功制的目的在于激励将士杀敌，是以对种种战场之特殊情形，皆做了详细区分，既不至功劳被埋没，亦不至将尉士兵混同冒功。士兵军功之特异在于：陷队之士（敢死队）优待军功，十八人斩首五级，即人各赐爵一级；若战死，则允许家人承袭爵位。而大小将官的军功，则不以斩首记，而以胜败记。若将尉也以斩首记功，一则容易冒功，一则容易使将官忙于斩首而忽视号令职能。这种胜败之功，又以职务高低分为两个等次：什长（统十卒类似班长）以上，千夫长以下（统称军尉），皆以每战总体杀敌人数是否超过定数记功；千夫长之上的将军，则以攻占城池、杀敌人数、最终胜负等三方综合论功，尤以最终胜负为根本。《商君书·境内篇》提到了两种定数：百夫之旅，每战斩首三十三级以上者，百夫长等同士兵之斩首一级；将军统兵野战，每战斩首八千以上，并最终获胜者，该将军等同士兵之斩首一级。这种军功制，山东六国谓之“本赏”，意为以战胜为根本论军功。孤立地看，尚难以知其在当时的意义。而若与山东六国军功制对比，则立见高下。当时的山东六国，只有斩首之赏，而没有胜负本赏；也就是说，只要斩首，虽战败也有赏赐，没有斩首，虽胜亦不赏赐。显然，这是极不合理的。荀子在《议兵篇》评论秦国军功制说：“秦人……非斗无由也，功赏相长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三大类中，士兵之功、军尉之功，皆由上将军府会同考功署确定封赏等次，后报秦王以王书形式下达即可，不列入朝会封赏之列。所以，蒙毅所要完成的最大一宗是将军军功。若以万人两将军计之，则秦军六十万便有一百二十名将军，再加上国尉府与关塞系列的其余将军级的武职官员，至少当在两百余人。要将如此之多的将军军功准确无误地在一个月内辑录确定下来，诚为不易也。
其二，政功。又分为建言之功、统事之功、民治之功三目。
所谓政功，即与军功相对的文官功绩。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彻底，体现在方方面面。以赏功制而言，以“奖励耕战”为轴心，臣民于国有功皆赏，文治之功更不能忽视。作为国家体制的基本一面，秦国政府官员也有爵位系列，与军功爵位是分中有合的两个系列：高端重合，常态两分。文官是十一级爵位，从低到高分别是：有秩吏、后子、君子、大夫、显大夫、客卿、上卿、公、关内侯、列侯、君，其最高三级，与军功爵重合。当然，从实际情形说，战国百余年前后定会有所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就功绩论，谋划之功主要是计从属官吏的襄助功绩，各种言官的建言功绩；统事之功，则多涉大臣，是计各署主官的为政功绩；民治之功，则多涉郡守县令及地方官吏之政绩。其间重合，自不待言。
政功殿前封赏不包括吏员。也就是说，吏的功绩不由秦王在朝会封赏，而由丞相府、国正监会同确定封赏等次，再报秦王以王书名义颁行。依秦国法度，君子（含君子在内）以下的三级为吏，俸禄大体在一百石上下至三百石上下。蒙毅所要做的，是辑录确定全部官员功绩。政功弹性极大，繁细多变远远甚于军功，录功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
其三，民功。又分为耕耘之功、商旅之功、百工之功三目。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民爵之实施已经深有根基，庶民对爵位的追求与尊崇也已经浓烈异常，蔚为风尚。以至后世学人指斥云：“秦……时不知德，唯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②”秦国民功封赏大体有三种情形。其一，农人耕耘有成，多纳粟谷超过定数，即可记功，交纳功绩累计到定量，即可拜爵一级。此等定数究竟几多，史无可考了。然《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列的一则救灾拜爵记载，却大致可见端倪：“始皇四年，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其二，商旅、百工或以作为，或以金钱，或以财货，或以义举，但凡助国，俱可记功。功绩累积到定数，即可拜爵。秦王曾专门给商人寡妇清记功拜爵，还立了一座怀清台便是例证。其三，民众在特殊时期或服从法令或勇赴国难，亦可群体记功赐爵。譬如秦昭王时期发河内之民后援长平大战，便人人赐爵一级。史料多有记载的（马上将要开始）的天下移民迁徙，也多次各赐民爵一级。凡此等等，皆为民爵。
民爵之特异，在于国家不承担俸禄，而只彰其声誉荣耀与尊严。是故，民爵无论大小，皆以王命特书正式拜之，其声势礼仪往往比官员晋爵还来得隆重。为此，蒙毅得据郡县年报详加辑录，务使翔实准确。
其四，列国人士功。又分为善秦之功、义举之功两目。
秦自崛起东出，于邦交纵横与战场较量两方面皆极富策略。其中之重要方面，是对曾经襄助过秦国的外邦人士记功拜爵，后来遂成定制。所谓善秦之功，有三种情形。一则，山东人士促使本邦与秦国结好的功绩。如秦昭王时期周室两分，西周大臣周佼全力推动了西周与秦国结盟，被秦国封为梗阳侯；后来东周大臣周启又推动东周与秦结盟，被封为平原侯。二则，偏远部族的统领与秦国或结好或臣服的功绩。如秦惠王曾因巴国（川东之地）臣服，封巴氏头领为不更爵。三则，山东名将名臣之后裔投奔秦国效力，彰显秦国善政，亦可记功封爵。嬴政即位之后，外邦有识之士基于天下将一的潮流，助秦投秦者更多，是故蒙毅本次辑录的此类功绩分量很大。
所谓义举，则主要指外邦民众对秦友善之功，或曾捐助财货，或曾在秦军重大战事中辛劳向导，或曾助秦军解困，或曾引领族人投奔秦国等等等等。此等功绩，寻常都有即时赏赐。目下蒙毅所辑录者，则是有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