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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创业初期的往事，霍英东曾经津津有味地回忆说：“……‘有如’繁忙时，我时常要面对十几二十个顾客，这就要面面俱圆，方方照应。经营杂货店，一定要懂得揣摩和顺应顾客的心理，比如顾客来买一斤片糖，你先称14两，然后再加一块，口里还一面说，大婶，不够么？再加一块！其实加了两块之后才够16两，就是整整一斤。但顾客却很高兴，对我有一种信任感。还有，开店须有敏捷的头脑，一定要把顾客买货的钱迅速算出来，慢了就会影响生意。”
每天，霍英东就是这样，周旋在形形色色的顾客中间。晚上10点钟，“有如”关门，伙计放工走了，但辛苦了一整天的霍英东却还不能回家。那时香港市面食品奇缺，很多食品供应紧张，所以“有如”除经销杂货外，还须自己调制一些食品，如油、料、甜醋、辣椒等等。每天关店后，霍英东就一个人躲在店里，拿来原料，自己调制食品，直到12点钟左右，才回家睡觉。
经营“有如”，除了售货、调制食品，霍英东每隔几天还得亲自去办货。那时办货要到西环三角码头，从湾仔步行到西环，需一个小时左右。本来可以雇一辆小货车去运货的，但霍英东为节省起见，从不租车。他自己制造了一辆木头车，每次去办货，都是他和表弟李志明推着木头车去。木头车没装滚珠轴承，没有装货时拉动它已需耗大力气；装上货以后，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更是吃力。所以每次办货，对于霍英东来说，是一次非常艰苦和劳累的差事。
干活辛苦劳累，吃也吃不好。据霍英东自己回忆：“……那时，吃顿饭也不得安宁，每天吃饭都是捧着碗站着吃，因为要随时招呼客人。只要有客人进来，就算只是买一块南乳，都放下饭碗去应酬。这还不算，伙计多，个个饭量都很大，所以总是吃不饱。记得那时，我盛饭时要讲技巧，第一碗装少些，快快吃完，到第二碗时就得装满，而且还得用饭勺压紧碗里的饭，这样就可以装多些。吃完第二碗饭，就再也没饭添了。其实，照我当时的饭量，再吃两三碗都可以。”
经营杂货店，虽然辛苦劳累，但这毕竟是自己的生意，所以霍英东干得很起劲，从不怨苦叫累。也由于霍英东的精明经营和料理，“有如”的生意日渐兴隆。虽是薄利经营，但积少成多，故盈利倒也挺可观，霍家的生活状况也因此有所改善。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香港市民的生活却更加艰苦。霍英东回忆说：“战争后期，粮食大量缺乏，很多人就活活被饿死。日本宪兵提着冲锋枪，天天到街上抓人，把抓到的人放逐到离岛上，让他们慢慢饿死，以此减轻粮食短缺对日军的压力。”
霍英东庆幸自己劫难余生。守着“有如”，霍英东得以在艰难的沦陷岁月中生存下来；此外，经营“有如”，这也是霍英东日后叱咤商界风云的一次很好的磨炼。
第六章小试牛刀 拍卖物资盈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凭100元参加战时剩余物资拍卖，出价1。8万元投标买下一批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做成一宗无本生意。
母亲和姐夫被日军关押
“有如”，给霍英东带来了盈利，带来了营商的经历和体验；但是，它也曾经给霍家带来麻烦，使霍家几乎毁于一场灾难。
“有如”有10多个合伙人，其中一个姓陈的股东在那段时间曾替日军搬运货物。一次，他起了贪心，在运货时偷了日军的一些物品。日本宪兵一查，得知是姓陈的干的，于是到处追捕他，但姓陈的闻风之后早已匿藏起来。
一日，日本宪兵又到“有如”，要店里的人供出姓陈的躲在哪里。那天正好是清明节，霍母刘氏大清早就到“有如”，等待早已约好的大女婿一起到青衣岛扫墓。
“知不知道姓陈的哪里去了？”给日兵当翻译的一个台湾人，用国语问霍英东。霍英东没遇过这种事，心里又惊又慌，不知如何说为好。他看看站在店里的母亲，又看看凶神恶煞的日兵，喃喃地答道：“他……平时这个时候都在香海茶楼饮茶的，说不定到那里能找到他。”
这时，霍英东的姐夫来到店里，见到日兵在盘问霍英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神态也显得很慌张。日兵问这是什么人，霍英东答是准备一起去扫墓的亲戚。日兵把他姐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就喝令他们两人带路，去香海茶楼找姓陈的。
站在旁边一直不作声的母亲刘氏不放心，就尾随一队人马同去。霍英东使劲地向母亲眨眼睛，暗示她不要跟着去，但母亲不理，仍然紧随其后。
“这个女人是谁？”日兵觉得奇怪，责问霍英东。
“长官，她是我妈妈。”霍英东怔怔地应答。
“那好，让她跟我们一起走。”日兵说。
不久，一行人走到香海茶楼，搜查一遍，见不到姓陈的在。日兵火了，二话不说，便强行把他们3个押到警厅。警厅里正在行刑，有人正被日兵打得遍体鳞伤，大声呼救。霍英东见状，胸口怦怦跳着，双脚也几乎被吓软了。他向日兵苦苦哀求：“长官，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哪，抓我们来也没有用的！”那个给日兵当翻译的台湾人，和日兵嘀咕了一阵，然后对霍英东说：“你可以出去，继续找姓陈的，至于他们两个，先扣在这里，等你把姓陈的找到，再放他们走。”
没法了，霍英东只好先行出去。但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姓陈的？找不到人，不知道日兵会怎样对待母亲和姐夫？霍英东一筹莫展，忧心忡忡。后来，有人指点霍英东，找不到人不要紧，可以给日兵送礼的。霍英东于是把自己的一辆单车卖了，得到20多万军票。这招果然见效，钱送上去，被关了40多天的母亲和姐夫终于被放了出来。
回到家里，一家人愤怒地把日本兵臭骂了一通，出了一口怨气。
买卖机器赚一笔钱
1945年8月，在亚洲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日军，在盟军的夹击下，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日军的铁蹄下沦陷了3年零8个月的香港，也因此重见天日。
谈起这段历史，霍英东回忆说：“战后，香港的房子很多已被炸烂，一些没有人住的房子也被人撬去木板，成个空架子，整个香港颓垣败瓦。港督杨慕琦从集中营出来，第一件事却是宣布停止使用军票，军票作废。你想，当时大家都穷，哪有港币在手？很多人，包括我们一家，生活没有着落，很彷徨……”
此时的香港，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沉寂了多年的货物海上贸易再度频繁霍母刘氏认为货运业大有可为，决定重操旧业，从事海上驳运经营。她和其他合伙人商量后，就把“有如”杂货店出让给别人，霍家分得7000元港币。刘氏用这些钱自置小货轮，再度出没水上……
结束“有如”之后没几天，霍英东就写信到老牌英资洋行——太古行求职当文员。太古行复信给霍英东，说已接纳他到太古洋行当文员，月薪300元。在当时来讲，月薪300元是较高的酬劳，且太古是大洋行，干得好也很有前途。正当霍英东准备到太古洋行上班时，母亲刘氏劝他放弃这个职位，在家里帮她打理驳运生意，管管帐。霍英东虽然已经成家立室，但仍然对母亲百依百顺，所以就听从母亲的意见和母亲一起重操驳运旧业。
霍母刘氏讲义气、重信誉、人缘广，故驳运生意经营得不错，一家人的生活比较安稳。但当过一年多“小老板”的霍英东，当时已不满足于只帮母亲料理驳运生意。他相信己有经商的头脑，能赚大钱，所以在帮母亲理财管账之余，也时时寻找发达致富的机会。
一天，霍英东在翻阅一些报刊资料时，无意中看到香港政府的宪报，上面刊登不少拍卖战时剩余物资的通告。原来，太平洋是二次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战后，在冲绳岛、菲律宾周围海域等地方，残留很多战时物资，如大船、登陆艇、炮弹壳、胶管、废铜烂铁等。有关方面就把这些物资运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