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ㄖ小⒊堂涡恰⒙碓滑g、马日璐、厉鹗、方士庶、陈章、闵华、全祖望等都题诗于上，传为艺术史上的佳话。
高翔与汪士慎、二马的友谊数十年如一日。高翔50岁生日，汪有贺诗，前已引。马曰琯亦有《寿高西堂五十》两首：
十五论交今五十，与君同调复同庚。
琴书偃仰堪晨夕，风雨过从直弟兄。
贫里能忘三径隘，秋来多感二毛生。
频年踪迹追相忆，酒绿灯红倍有情。
掩却书关昼懒开，更教锸棘护苍苔。
卷帘或有鸟窥席，抬眼惟邀月入怀。
未许人来怜遁迹，几曾天不厚清才。
松筠健质婴儿性，日日斑衣戏老莱。
情真意切，写出了他们亲如兄弟的友谊，写出了高翔的品格和境遇，也写出了人世的沧桑，非知已不能熨贴如此。顺便说一句，从第二首的最后两句看，50岁时，高翔的高堂尚健在。
后来汪士慎在北城隅购置草堂，与高翔更邻近了。高家的“五岳草堂”和汪家的“青山旧馆”，是他们的常聚之所，“一屐走深巷”，别有一番画意诗情。他们的住处，与小玲珑山馆近，与金农寄寓的三祝庵、高凤翰寄寓董相祠（董仲舒祠堂）、罗聘的住宅弥陀巷也相距不远，都在新城西北隅。这里成了“八怪”汇聚的特别文化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翔与石涛的关系。石涛晚年寓扬州，按《扬州画舫录》的说法，高翔“与僧石涛为友。”石涛比高翔大四五十岁，是忘年交，其关系在师友之间。《广陵诗事》载：
石涛和尚自画墓门图，并有句云：“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诗人高西唐（翔）独敦友谊，年年为之扫墓酹酒。闵帘风有《题石涛墓门图》诗云：“可怜一石春前酒，剩有诗人过墓门。”
闵华字帘风，江都人。他在上引两句诗的后面自注道：“诗人高西唐独敦友谊，至今犹为之扫墓。”石涛墓在平山堂后，身后无人，唯有高翔年年为之扫墓，至死弗辍。“独敦友谊”，表现了高翔对这位前辈艺术家的敬重和他的古道热肠。孤傲不群和独敦友谊在高翔身上是如何突兀而和谐的结合！高翔逝世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享年67岁。病中，友人们十分关心，马曰琯有《问西唐疾》：
念切平生友，敲门问讯频。
窗虚通药气，秋冷怯吟身。
以我霜加鬓，怜君病损神。
何时杯酒共，把臂复相亲。
他们频频探讯，嘘寒问暖，多么希望这位老画师病愈而起，“把臂复相亲”。然而他竟然过早地走了，怎不令人“一想一沾衣”。马曰琯《哭高西唐》两首之一云：
狷洁不可浼，高风人共尊。
烟云托性命，枯菀付乾坤。
以我平生久，重君交谊存。
深情难尽说，痛哭返柴门。
深沉的感情表达了生死不渝的交情，马氏不以富贵傲贫贱的敦于友谊，堪为典范。“高风人共尊”，高翔可以无憾矣。
这时，68岁的汪士慎，蛰居茅屋，双目失明，已经无泪可洒了。
汪士慎、高翔俱以画梅闻名，正如金农所说，汪“画繁枝，千花万蕊”，高“画疏枝，半开軃朵”，一是“管领冷香”，一是“抹红一点”，各臻其微。他们当然不只是画梅花，但汪士慎基本以花卉为主，高则花卉、人物、佛像、山水俱有佳制。《冬心先生集》卷首“冬心先生四十七岁小像”，即为高翔所绘，他还画过观音大士像。高翔的山水有渐江、石涛的纵姿，也吸取了元四家之一倪云林的简静工整。《弹指阁》是高翔的代表作之一。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弹指阁在天宁寺下院的枝上村，“南筑弹指阁三楹，三间五架，制极规矩。阁中贮图书玩好，皆希世珍。阁外竹树疏密相间，鹤二，往来闲逸。阁后竹篱，篱外修竹参天，断绝人路。”在高翔笔下，即简练明洁地再现了这个环境，又弥漫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幽冷静之气，观之如入清凉世界，确是出神入画之作。此画今藏扬州博物馆。
有人将高翔和高凤翰、李世倬、允禧、张鹏翀、李师中、董邗达、王延恪、陈嘉乐和张士英称为“画中十哲”，颇严谨的郑昶的《中华绘画全史》又列十哲为以王原祈为开山的娄东派的嫡系。这和“八怪”的风格相差甚远。不过从这矛盾的分类中，可以追寻“八怪”承先启后或继往开来的线索，也是不无启发的。
汪士慎和高翔还精于篆刻，当时与丁敬齐名，他们都为金农制过印，“无印不佳”。高翔与高风翰、潘西凤、沈凤称为印中“西凤”，这在篆刻史上是值得深究的。
他们都是诗人。汪士慎生前刻有《巢林集》；高翔生前编成《西唐诗钞》，并请友人陈章写了序，但未及刻印就去世了。为画名所掩，他们的诗不如他们的画那样为人所熟知。
注：
①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卷一。
②同上卷八。
③董耻夫《扬州竹枝词》。
第九章 自笑一身浑是胆
——李方膺
一、波涛宦海几飘蓬
雍正十年（1732年），在当时的山东青州，发生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件：一大批来自兰山县的民众，要求轮流探视关在青州监狱里的一名犯人。当得不到允许时，老百姓就围聚在监狱外面，把担来的钱贝鸡黍等慰问品，从墙外往里投，把屋上的瓦沟都填满了。这样做，虽然关在狱中的那位犯人得不到什么，但老百姓却表达了同情和宣泄了愤恨，心里觉得好过些。
原来关在狱里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兰山县的一位县令。这位县令才到任，就碰上了压在他头上的封疆大使——河南总督王士俊下令要“垦荒”。垦荒，从名义上来说，并不是坏事。可是这位总督既不了解民情，又没有经过周密筹划，只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好大喜功，便硬行规定每县的开垦目标和严格的完成期限。那些唯上峰鼻息是仰的太守们更是不顾农民的死活，催逼不已，有的官员还乘机勒索，弄得农民不仅不能从事正常生产，反而加重了不堪承受的负担。这位兰山县令是个明白人，看出这是“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力陈开垦之弊，面对太守的日夜催迫，郑重表示：“虚报无粮，加派病民，不敢腈附粉饰，贻地方扰”，坚决不予执行。他这种态度，大大扫了总督王士俊的兴，王一怒之下，捏造个罪名，把他投入了监狱。
这位县令为民请命而得罪，老百姓当然站在他一边，于是发生了上面提到的事件。
其实，这位县令被诬已不是第一次了。在这之前，他经历过一次宦海风波，但没有这次严重罢了。
看得出来，这位县令是位爱民、务实、有胆识的小官吏。然而他后来知名于世的，主要不在政绩，而在另一种本事——
画艺，或者说，是为政的经历促成了他的画艺。他，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
李方膺，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的家庭，据他后来追题在《三代耕织图》的诗中所说，是个“半业农田半业儒，自来家法有规模。耳边犹听呼龙角，早起牵牛下绿芜”的半耕半读的人家。龙角是他的乳名，说明他从小放过牛。这样的人家毕竟和本色农民不同，还是以读书为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父亲李玉鋐中进士，走上仕途；二哥擅长绘画；他是补邑弟子员。他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走父亲的路，“奋志为官”，一是学哥哥的样，“尽力作画”。起先受父亲的影响较大。李玉任福建按察使，把这个排行第四的小儿子带在身边，使他有机会听到了不少“嘉言善政”和“民生休戚，国家利病”的道理，懂得了怎样做才是一个“爱民”的好官。
雍正七年（1729年），李玉鋐到京城述职，三十四岁的李方膺陪同父亲进京。觐见的时候，雍正皇帝怜悯李玉鋐年老（一说李玉鋐与雍正有私交），问道：“有儿子和你一同来么？”李玉鋐答：“有第四子方膺同来”。雍正问：“现任何职，能胜任么？”李玉鋐答：“是个生员，性情憨直，不宜于做官。”雍正听了风趣地说：“没有先学会生孩子然后才出嫁的。”立即召见了李方膺，并把他交给河南总督田文镜，以知县录用。田文镜字抑光，汉军正蓝旗人。田不是科举出身，但因任河南布政使，巡抚期间执法严厉、政绩卓著而得到雍正的宠眷，为他特设了河南总督这一官职，田对属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雍正把李方膺交给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