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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至1914年，正是陈衡哲在上海求学的时期。但这里没有理想的学校，学习成绩等于“零”，这是她至为痛苦的总结。由于无书可读，她便常去有着明秀山水环境的姑母家，并在一个家馆教了半年小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夏天，清华学堂开始招考留美女学生。当时她自觉程度浅，不敢应试，但她得到了姑母的鼓励，认为大有考取的希望。这种鼓励，使她恢复了自信力，听了姑母的话，到上海应了考。考完后，仍回乡下教家馆。后来，姑姑和舅舅都在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并都立刻写信给她。舅舅信上说：“清华招女生，吾知甥必去应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积年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姑母的信，她还没看完，“眼泪便如潮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这是生活的转折！她回忆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页，而引我离开这个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却是这位老姑母，和她对于我的深信与厚爱。”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内外矛盾重重，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新思潮把陈衡哲冲出了园门，并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她到美国后，入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当1915年9月，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发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是新文学促进派的先锋，而梅光迪（觐庄）等人，或坚决反对，或不赞成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场笔战，把他逼上了试写白话诗的道路。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小雨点·胡序》）
1918年，她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又进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陈衡哲原是一位不婚主义者，为了理想和事业，曾决心不结婚。但直到1919年任叔永第二次到美国，才由于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抛弃了不婚主义，订了婚。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放大学女禁，先打电话给陈衡哲，聘她为教授。这一年，她获硕士学位后，在新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于夏天回国，秋天与任叔永结婚。1924年，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半年。1930年又回北京大学教历史一年。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1935年9月，任叔永任四川大学校长，她也同去成都，任该校西洋史教授。
“五四”运动后，在大学任教期间，陈衡哲曾针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妇女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在四川大学的时候，她发现有不少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这一事实，使她心头萌发了对四川当局的强烈不满，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躏、压迫的女性。愤怒中，她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四川问题的文章，说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妇女要争取独立自主。在那个时代，正义和真理总是不幸的。她的文章一经发表，便遭受到四川黑暗势力的围攻，他们用“侮辱四川妇女界”的帽子压她，并要把她驱逐出境。陈衡哲怀着满腔的激愤离开四川，回到北平。她的丈夫任叔永，也在1937年6月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她对四川军阀的黑暗政治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她在文章里写道：“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见到有热力的阳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见到一次照耀终日的太阳。”她写的是“天气”，而比喻的是现实。她还说不如把四川改成“二云省”，更能名副其实。“朋友说，'云一而已，那来二云'？我说，还有那吞云吐雾'云'呢！我告诉您这句话，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这二云笼罩之下，是怎样的暗无天日呀！”
抗日战争爆发后，像许多人一样，陈衡哲也开始过起“流浪”生活。她和孩子先到云南昆明，1941年11月到香港；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广州湾，后又辗转到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衡哲全家回到上海。她丈夫任叔永生于1886年，是科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离开四川后，于1938年曾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1946年再度赴美，翌年回国，留居上海，解放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技图书馆馆长及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等职。1961年11月，任叔永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陈衡哲的三妹陈衡粹与著名戏剧家余上沅结婚。陈衡哲有子女三人：长子以都，获美国哈佛大学学位，在美国任大学教授；三子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解放后回国，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授。
有人说，陈衡哲自幼富有男子气，直言快语，豪爽不羁。这种气质与性格，主要表现在她走上生活之后。幼年，她爱哭，但有争强好胜，一定要像男子一样去读书的苦斗精神。关于她的性格，她曾在《自传》和其他文章中说过同样的话：“我有些行为，好像是矛盾的，譬如说：喜欢写文章，而怕毛笔字；颇喜饮酒，而最不想干杯；勇于改过，而对原则却不愿牺牲；喜欢朋友，却厌恶应酬。”
自1949年解放后，人们不知道陈衡哲蛰居何处。但中国大陆文艺界的许多人都以为她在台湾，而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或文学史家以讹传讹地都以为她在1962年或1963年在大陆逝世、为了解她解放后的情况，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其三妹陈衡粹（其丈夫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之一余上沅教授）和其女儿任以书，她们的来信，才使得陈衡哲如断了线的风筝的历史，被找了回来。
抗战胜利后。陈衡哲留居上海，再也没有离开。1981年4月7日，陈衡粹来信说：
解放前后，她和我均在上海，直到她逝世，我们是常见面的。但她患有严重的目疾，故她从未出去开过会，或看朋友，更谈不上写文章了。她过着等于隐居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少，接着双目鼓出，红肿流泪，并发症是严重甲状腺，视力衰退，咫尺不能看 见。因此不便出门，连楼都多年不下。在十年动乱中，因有一儿一女在国外，两次大抄家，精神受到刺激，至此，她便衰老到难以形容的地步。她有不少诗稿，但浩劫中都不知去向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因肺炎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即瑞金医院），享年八十六岁。死时，仅我与其次女以书在旁。
1981年4月17日，她的二女儿任以书来信说：
……我姨母陈衡粹同志对母亲很了解。我深知父母之为人， 他们对身后的虚名或纪念并不放在心上。
解放后，我母亲由于年老体衰（患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及白内障），没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只在家料理家务，读大字线装古书，借以消遣。她是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多病，未曾去开过会。生活上多蒙国家照顾，她始终铭记在心。
我抄录了陈衡粹和任以书二位女士来信的部分内容，陈衡哲解放后的生活也都一目了然。
几十年来，《小雨点》不见再版；绝大部分现代文学作品选集也未选其作品，读者看不到至今仍然晶莹透明的《小雨点》。1995年“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女性的地平线》（阎纯德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才选了她的《洛绮思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小雨点》的价值是存在的，陈衡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也是可以论定的。
陈衡哲作为作家，她的创作并不丰富，只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西风》（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