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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出版）、荷兰文（1988年由UITGEVERIJ ANDEKKEN出版），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于1986年出版全本修正版，伦敦将此书列入ALTERNATIVE BEST SELLERE严肃文学编辑所选的”畅销书“；这部长篇共出版了十三版中文和其他文字的版本，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新的版本。她为花城出版社选编了两卷《台湾中短篇小说选》，还被北京广播学院授予”名誉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并任香港《八方》文学杂志顾问，1992年波兰政府文化部首次将文学贡献奖授予她，再后来1994年又被聘为台湾文学奖的评委，曾在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及上海《小说界》上连载的小说《鹿园情事》199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选集《珊珊，你在哪里？》……都是好消息！
1992年，一个不幸就像爱荷华州的洪水，几乎给了她一个灭顶之灾：安格尔去世了。这位事业上的支柱、生活上的伴侣的突然离去，给她以极大的打击。但是聂华苓没有倒下，她仍然为文学的理想工程奋斗着。聂华苓在信中告诉我，她将不停地创作和工作，为了文学，为了祖国，为了世界……
1995年3月26日修订
黄宗英
阎纯德
在我写作间的书柜里，陈放着小手掌那么大小、高宽不过十厘米、长不过二十厘米的椭圆形草编，中间放着一枚鸡蛋大小、深褐色、褶皱重重叠叠的干果。来访的朋友总问我那是什么宝贝，可是谁也没有猜对过那是什么。
干果是黄宗英十几年前从西藏带到成都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木瓜，连同那个诺亚方舟一样的精美草编。我把它们从天府之国带到北京，作为纪念系列的一员，一直保留到现在。
木瓜被岁月汲干了血液，但当初它那少许的深绿，大部的深红，一副走向成熟的形象，在我心里却永葆其生命的红润和芬芳。每当我看见那草编，那木瓜，便想起黄宗英。
1982年11月末，我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修改《中国文学家辞典》，住在锦江饭店，与著名“流浪”诗人周良沛为邻，工作之后，每日神聊至深夜。几天之后，黄宗英自西藏归来，也住在锦江饭店二层，与我的房间很近，于是，彼此来往，也是每晚谈至深夜。除了文学创作，文坛轶事，社会见闻，海阔天空，谈锋似脱缰的野马，冲破时空的疆界，上天入地，八方驰骋。
黄宗英是作为上海作家代表团团长赴西藏访问的，任务完成后，她却不肯回去。是西藏美丽的高山峡谷、奇花异草、奇风异俗迷惑了这位已经58岁的女作家吗？还是为了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拉萨河畔猎奇什么？西藏也许就是一块巨大的磁铁石，吸引着她，舍不得放走她。西藏——祖国领土的八分之一，自从她拥抱了这方圣土之后，西藏在她心上便真真实实占有了一个伟大的位置。她对我说：“文学上的事，认真起来，也无所谓；但我看到的事，是大事，不能忘。”当她写好遗书，交给同入藏访问的作家时，不免令人目瞪口呆。而她，轻松地说一声再见，然后便随一小支科学考察队翻过冰山雪岭，到原始森林去了。整整三个月，她为林业工人做饭，与科学家们同吃苦受罪；在茫茫的古老森林里拣拾浪漫的童话。是的，她向我讲述了许多奇闻奇遇，但最重要的是她要同女科学家徐凤翔一起做一个梦——建立一个“小木屋”，作为森林生态定位观察站。为了这个梦，她没有选择飞机，而选择了卡车——同徐凤翔挤在驾驶室里。这部“刹车不灵，离合器不灵、底盘的螺丝钉四个掉了仁、防滑链挂不上去”的卡车，在“冰峰、雪岭、浓雾、月夜”，载着她们，“险中有稳，稳中有险地驰过、蹭过、转过、溜过了大玛拉山、雀儿山、二郎山等一重又一重天险”。黄宗英说：“那六天六夜的路，是山，是雪，是冰，下面是万丈深渊，有时一小时只能走几百米。在那里，汽车跌下悬崖峭壁年年都有。我不是不怕，有时候我也闭上眼睛，等待可能发生的一切……当我想到死时，也问自己：还有啥事没办？——就是《赵丹传》！如果不死，回去就写它……”
她比赵丹小十岁。黄宗英说：“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时潮激荡中演化出种种情节，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其实，一生中迂回跌宕最'出戏'的情节，也不过是'难为赵丹妻'。”黄宗英1946年开始拍电影，翌年与赵丹相遇，1948年结婚。她所以爱上赵丹，“主要是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风霜、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艺术家。他敏锐的正义感注定他一辈子不得安生。七十年代后期他曾为邓拓写过一幅挽联：'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瞻望未来万种艰难犹有牺牲'。没想到这幅挽联终成谶语。既然，我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不过，我的一生也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二载身为赵丹妻，敲打得我也不仅仅是'陪斗'了。为此，哥哥（黄宗江）弟弟（黄宗洛）曾围坐一起叹息掉泪，哥哥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只愁小妹（指黄宗英）了……'”了解黄宗英的都说她的命苦，而她自己说：“认识了黑暗也是一种幸福。”这是她从不寻常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生体会。黄宗英说，在赵丹不得志时，她陪着他，在他好过时，就干自己的事。“他到广西画画，我写《闻一多》，为他写《闻一多》。我从来就不是贤妻良母，我有自己的事业。”那几天，黄宗英时而激动时而平静地给我讲述她的故事。
在西藏，黄宗英真的写了遗书。她被那一个研究牦牛的，和两个研究草原的，深深地感动了；冰天雪地，她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司机。阳坡长树，阴坡也长树。这不是童话。在黄宗英讲述那些平常而又奇特的故事时，我在想：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怕死，是对生的追求，对光明和爱的向往；这种心态，在特殊环境下，便会转换成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我想，中国不仅需要徐凤翔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像黄宗英这样的作家。
在成都，最有趣的是我生日那天，我们同游离成都不远的新都，在建于东汉年间的宝光寺罗汉堂里，在五百个或坐或立或胖或瘦或笑容可掬或横眉立目的形态神情各异的罗汉中，各自寻找自己的形象。自然，黄宗英无法找到“自己”，周良沛、徐静、秦川（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和我，也没有找到“自己”。之后，大家与一位美丽的玉雕菩萨合影留念。在菩萨面前照相，也许是为了一个追求。追求的是什么？谁也说不清。那尊盘腿而坐约1米2高的玲珑剔透的大玉佛，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善、最真、最美、最具有人情味的艺术品，她那呼之欲出的美丽动人，令人倾倒。关于这躯大玉佛，四川省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曾伯融先生对我说：“佛教世界是分四个等级：佛…菩萨…阿罗汉…在世僧人。判定'神'的世界里的前三者，是服饰、发式等标志。菩萨带有饰物的法帽或留长发，佛则顶呈螺髻，阿罗汉一般是光着头。这躯玉佛的由来有个小掌故：清末，遂宁广德寺的著名事务僧清福，为寻求佛学知识与佛教精神，艰苦卓绝地遍历国内佛教胜迹，后又跨出国门，到佛教历史悠久的缅甸，在那里晋谒了缅王，并得其思准，在那里雕制了十躯大玉佛和数十躯小玉佛，历尽艰辛于宣统三年（1911年）运回遂宁。广德寺虽属西南数省名寺，但亦不能尽奉大小玉佛。清福出于'广种福田'的心愿，除本寺只留一躯大玉佛和几躯小玉佛外，其余大小玉佛尽送海内名寺。我们四川峨嵋佛寺与宝光寺均得馈赠。宝光寺迎有二躯大玉佛，玉佛形象端庄秀雅，甚富魅力，实为珍贵的宗教艺术品。”这番介绍，使我受益匪浅，也更令我敬爱那躯玉佛。多少年了，我一直还想念着那尊美丽的玉佛，也还时常惦记她的安全。
出了宝光寺的大门，对面二十多米外，那座像九龙壁一样的影背墙上，有个很大的“福”字。从寺里出来的人，几乎都要蒙上双眼，向前走，直奔“福”字，到了墙根，再用手摸，这叫“摸福”。据说谁要是摸到“福”，会一生都走好运。人们对命运本来就是有的信有的疑有的半信半疑，不过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要试试自己的运气。但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