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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致私人企业也是承认个人财产权的办法。此事之重要尚未尽为人看出。这当中的关系有立法的意义。一种事业经过批准，其特权应当在法律面前有效。如政府不时将其撤销，则授权者应有权要求赔偿。在这种特权上存积之财富也不当受政治运动骚扰。如是，私人财产权逐渐巩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础。
从王安石失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获得当前的教训：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抽税的权力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井没有实际上的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总之即无从考核。这样也落入一种离奇的局面里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税重而喘不过气来，上端国库的收入则不足预期数量。这也可由最近的一个情形看出：
东北的鞍山钢铁厂有好几十所厂房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上。在最近之前，北京的钢铁部只拼死要它增加生产的吨数。财政部则以为它是一种财源。省政府与市政府也要求它将钢材拿出来贡献本地的建筑。如是各方争论不已。技术上的问题也可能牵扯一段思想上的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最后只有提出一段建议，这企业应当视为一种国营事业，让它自身决策牟利，不过同时向国家和辽宁省两头缴所得税（可是本书出版之日是否照这建议办理，不得而知）。增强私人财产的权利也无非同样的将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卫的权力，影响所及，各选区也可就本地的特殊情形强调它们的本色，回头作特殊的贡献。假如不如此，则照王安石失败的情形看来，中国只能仍然当作一个庞大的农村看待，农民也仍只能集体驱使。此中关键是政治之改革与经济之扩充必互相提携。要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出真实的数字。世界上没有所谓“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 democracy；由魏复古［Karl Wittforel提出，文字上带讽刺之意）。
历史家从本身的爱憎去褒贬一个现存的政权，与自己身份不符。可是他必须具备能力判断这样一个政权，尤其在它有一种群众运动在后支持时，是否在长期的历史意义里与它前任的行动相衔接。在现在的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作否定的答复。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敌视，在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来却代表着一种连续运动之三个段落。今日之人民共和国能自由行动之处，无非自它前任而得来。纵使功劳不加在领袖人物的个人头上，至少也要归功于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运动。
再从中国整个历史看来，这长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衔接。中国专制时代的第三帝国历时543年，它的特点是内向而无竞争性格。它的体制既如此的与新时代大相径庭，故改造起来不能避免极端的痛苦。这情形也和17世纪的英国大致相似。
资本主义体制
再回头提到中国是否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我们必须郑重再三声明，这问题只能有条件的答复。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说正是如此。如果时装广告牌出现于人民大会堂不过一箭之遥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气的高贵汽车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业以出售股票筹集资本，那就难于解说这些事物仍属社会主义范畴。可是从历史上看来，“资本主义”这名词从西方传来，到底有它欧洲之背景。如果将四周牵扯的事物一并拿来讨论，也可以从狭义的说资本主义只能由市民之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作基点产生。不论从内从外着去，资本主义总是和自由城市结不解缘。因之市民阶级（bourgeoisie）有了他们的绝对优先权。也因此，私人之资本总是在公众生活中构成特殊影响。中国的革命，从毛泽东的故事看来，则主要的是由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领导农民发动。在后来建国过程之中，中国人发现西方和日本所创以货币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从这一点上模仿过去，邓小平影响下之中国才有了一种所谓资本主义色彩。可是这色彩与内容之间仍有极大区别，不仅方面多而且内容深。
虽有最近的放松管制，但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从未宣布它将放弃在很多事业上的专利，这专利及于冶金、炼油及化学工业、机械工程、造船业、交通事业、保险业、对外贸易、传播事业甚至旅游事业。这些事业是国民生产值中之极重要部分。目前的解放，仍只是管理的人员有行使职权之自由。私人企业还只限于小商店、食品供应零售业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业。并且很多事业尚且是拨归私人办理，不过是“承包到户”，出之以合同的关系。此外公办私营的范围已扩大，人民公社可以说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为食品生产已由农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说公社已经废除，因为它们仍是原则上的土地所有人，将土地租与个人。政府也仍在收购食物，管理其分配并厘定其价格。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性格。接受私人资本和采用先进国家管理的技术，并无肃清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形态的趋向。
矛盾与解决
不过，从西方眼光看来，中国自相矛盾的情形极多。此中的混淆也由于某些人士过度渲染，他们好像将经济合理化的运动牵扯到极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另一方面，又有对意识形态死硬不肯放松的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②当作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是倚之为自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来纠纷才多了。
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和某些集体行动之性格有长久历史根据（详以上各节，尤其第二章所叙），因之由西方产生的原始型资本主义可说和中国文教传统相违。这原始型色彩造成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参加商业战争等等，在20世纪巳不能照办；开头如此的国家也早将这些办法革除。要是中国还将它们之所遗弃当作出发点，也是不可思议了。
这样看来，今后中国可能继续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极端。这种办法也是环境逼然。实际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过度发展，也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揭示的宗旨，已在半个世纪之前宣布流传。很可能这也是发展较迟的国家今后通用的办法。只是在中国一切还未成定型之前，这种两端讨好的办法免不了产生一种照片上双重曝光的印象。以一个国家追求两种“主义”，也使人猜想它们所代表的力量必将斗争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实之发展显示，任何国家在革命行程中通过突破后都有将两种体系结合归并的形势。荷兰民国即以联邦制解决内陆部分与海洋部分之不同。英国即以司法审判的方式使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念融合，亦即将衡平的观念注入到习惯法里去。其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国能用数目字管理，能适用货币管制之方式。中国也无可例外。有了这种突破，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此将和西方现代史汇合。亦如以前留下来的成例，过去官方所坚持的正统教条，不论是伊丽莎白以来的圣公会《祈祷书》，或者喀尔文派的定命论，或是马列主义、《毛主席语录》，都可以在背景里退去，成为文教上的影响力量，而不致成为令人畏惧之鞭策。对中国人和世界，这是一段良好时光。数以百万计观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马桶，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都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确实情形，而同时欣赏它之圆满结束。
可是有思想的观察者不会忽视当前问题之存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以及如工业化和保护环境之冲突等基本问题绝不会因革命成功而扫除。自然之灾害仍将不断发生，虽说救灾的能力已较前加强。中国经济完全由货币操纵之后，先进国家繁荣及市场不景气之周期也会随着发生。虽说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有一个极好机会在“已有的‘和”尚无的“国家之间做和事佬，调节折冲，可是它也可能在两方之间同被排挤。工业先进的国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挡人民共和国廉价而有技能之劳动力；而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则用各种教条，指责北京之侵略性。这侵略性之趋向与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