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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六年试验中学到的许多经验，使我们得以对整套方法加以完善，这些新的分行质量都非常高。到 1985 年，我们拥有了一支由年轻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出色的骨干队伍，他们都拥有好几年乡村工作的经验，能够指导并管理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新进员工。我们在吉大港和坦盖尔的一些最老的分行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在那里运行检测与纠错的程序时，贷款者受到许多政策变更的影响。但是，在 1983 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分行的运作都非常好。
起初我们将全国总部设在达卡郊区的夏莫里（Shymoli），地处城市金融区的外围。我试图推迟至首都的搬迁——在那里，有权势的官僚们看起来难免会脱离乡村现实，但是到 1983 年，我们别无选择了。
但我仍坚持所有人都要庄严承诺，保持我们源于乡村的草根本色。我们决定，只有在乡村支行工作过几年的人员才有资格在总部工作，在过去十五年里，这个规矩只被打破了屈指可数的几次。
伴随着自身的扩展，我们眼看着贷款者通过接踵往复的贷款周期而进步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随着业务与自信的增长而增加贷款的数额。一些最精干的贷款者用他们的利润造起新房子或修缮了现有的家。我下村走访时，每次看到一栋用格莱珉贷款资助的业务挣来的利润建起的新房子，我都会感到震撼，但我仍因更多的贷款者无力承担如此大的投资而深感遗憾。我开始考虑如何创立一个新的规划，向具有良好偿付记录的可靠的贷款者们提供建房与修房的长期贷款。
我想象，这项新的贷款规划应该以奖励突出的贷款者作为启动。但是我并不清楚应该如何着手。之后，在 1984 年，我注意到孟加拉中央银行发布的一个广告：乡村地区住房贷款的新的再资助计划。格莱珉银行对此做出响应，向中央银行提出申请，请其帮助格莱珉为其贷款者推出的住房贷款规划。我们解释说，由于我们的贷款者的朴素境况所限，他们无力偿还中央银行广告中所提到的大额贷款，我们的贷款者贷不起 75000 塔卡（大约两千美元），但是我们确实想贷给他们5000 塔卡（125 美元）的住房贷款。
中央银行驳回了我们的申请，央行的专家和顾问们断定，用 125美元建立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不会符合对一座房子的建筑学方面的定义。他们特别指出，这样的房子不会被计入“国家住房累计”中去。
我提出抗议。“谁又在意这个‘国家住房累计’呢？”我说，“我们只是想要我们的成员有个不漏雨的屋顶和干燥的住处。”
我们试图使中央银行的顾问们理解，即使如此微不足道的居住条件，对于我们贷款者的现状都将意味着多么重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争辩徒劳无功，他们不为所动。
我们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们送去第二份申请，解释说，我们不再想做住房贷款了，而是想做“遮蔽之所贷款”。我们指望着他们没有一个对“遮蔽之所累计”的定义或数据，也就不会说我们不符合资格了。然而，尽管负责那个项目的顾问们没有对我们的遮蔽之所贷款提出反对，小组里的经济学家还是争辩说，我们的贷款者承担不起根本不产生收入的贷款。格莱珉能做得好的，是利用贷款产生收入，用他们的话说是“有生产力的活动”，但“遮蔽之所贷款”是消费项目，不能产生收入帮助偿还贷款，所以我们的贷款者无力承担。
于是我们又从头开始。这次我们说，我们想向贷款者提供“工厂贷款”。我解释说，我们的贷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她们在家里工作时还得照看孩子们，所以她们的家就是工作地点，我们宁愿称之为工厂。再者，季风雨每年要使她们遭灾五个月，在那段时间，由于没有结实的屋顶她们无法工作。为了持续工作保证收入，需要保护她们不受风雨的侵袭，所以我们想向她们提供工厂贷款。的确，这个‘工厂’也是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能使她们得到长年工作的条件，因而对她们产生收入的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
那些顾问第二次驳回了我们的申请。我安排了一次与央行行长本人的会面，请他否决他的官僚们的决定。
“你肯定那些穷人会偿还贷款吗？”行长问道。
“是的，他们会还的，他们一定会。这些穷人不像有钱人，他们不敢冒不还贷款的风险。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行长看着我，说：“你在我们的官员那里碰到了一些困难，对不起。
我会允许格莱珉推行一个试验性的住房贷款规划，祝你们好运。“
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放了总额 1。9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建造了 56万栋房子，每周的分期付款记录近乎完美。商业银行的惯例住房贷款项目是无法取得如此成功的。他们的贷款者很少有人偿还贷款，过上三年那个贷款项目也就中止了。我们的住房贷款项目持续至今，而且仍在扩展。
1989 年，由世界上一些顶级建筑师组成的评审团选中了格莱珉的住房项目，授予它阿加汗（Aga Khan）国际建筑奖，这也是对我们的承认与表扬。在开罗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一些卓越的建筑师不断地问我，我们的原型设计——一座花费了 300 美元的小房子——的设计师是谁。我回答说，根本就没有专业建筑师为我们的贷款者做建房设计，那些贷款者是自己房子的建筑师——正如他们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一样。
第八章 为穷人服务的银行（1）
——成长与挑战，1984—1990
长久以来，孟加拉一直吸引着那些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者们。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贫困的原因是在太小的一块土地上有了太多的人。
在与佛罗里达州差不多大小的地域，居住着大约 1。2 亿孟加拉人口。
如果美国的一半人口决定都搬迁到佛罗里达去的话，他们就能体会到我们孟加拉现有的人口密度。这对于孟加拉都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削减出生率呢？
我相信，在国际开发机构所倡导兜售的人口政策之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惧怕因素。我们在第三世界常常盲目地附和他们的观点，从而在自己的国家造成了更大的恐惧。自从孟加拉独立以来，我们的人口几乎翻了一倍，但是我们肯定没有加倍的贫困。与二十七年前相比，我们今天的日子的确好过了许多，尽管要养活加倍的人口，食品短缺却减轻了，我们在粮食方面远比以前更加自给自足。
我怀疑，各国政府与一些国际开发机构是成心要把人们吓得慌张盲动，借以转移人们对他们自身无能的关注。他们不该去限制人口的增长，而是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提高人民总体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处于底层的人们的经济状况。各国政府与人口机构在改变穷人生活质量方面的努力，远不如其用于实施恐吓策略方面的投入，如压制文盲的男人女人们及至剥夺其生育能力。
联合国在四十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出生率会随着妇女获得平等而下降。这种状况的原因有许多，因接受教育而推迟婚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更可能使用避孕手段，更可能参加工作，等等。我相信，较之通过恐吓策略“鼓励”计划生育的现行体系，赋予贫苦妇女以挣钱的机会，并把她们组织起来，将更有助于减缓人口增长。“家庭”的计划应该留给家庭去决定。
在有关人口的讨论中，人们经常引用格莱珉银行的例子，因为在格莱珉成员中，采用计划生育措施的家庭是孟加拉全国采用率的两倍。
1994 年 9 月在开罗举行的人口大会上也提到，格莱珉家庭的出生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旦通过自雇增加了收入，格莱珉的贷款者们便会显示出少生育，教育子女，以及积极参与民主活动的非凡决心。
如果小额贷款能够帮助众多的家庭意识到计划生育的好处，对于人口增长如此忧虑的政府与诸多国际机构为什么不去更加积极地促进小额贷款呢？是因为小额贷款是赢利业务吗？在现行的人口规划项目中又是否存在既得利益呢？我相信，是对于削减人口增长的强调，转移了人们对于那个更为重大的问题的关注，即如何去实施一些能够使得人口自顾自足的政策。我们越迅速地重新安排好我们的优先顺序，对于这个星球上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人来说，就越好。
在我们为所有分行的中心干部举办的年度讨论会上，我开始看到一些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