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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暗杀名单
进入7月，左派发动群众搞武斗，烧巴士，投石头，掷鱼炮，香港交通曾陷入瘫痪，市面一片萧条，市民惶惶不可终日。7月1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说：“这些恐怖行为，形势日趋恶化，香港非垮不可。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不论是港英当局、左派人士还是普通市民，人人都跟着一起垮。”并表示，“《明报》是为读者而存在的。……今天广大读者的安全和生命遭遇到威胁，本报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遭遇到威胁，我们的命运相同，我们的意见和要求也是相同的。”他呼吁左派的领导人、香港政府一起平息骚乱。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60—162页。
② 《明辨是非，报道事实》，《明报》1967年6月27日。
23日，《新晚报》刊出一篇恶毒谩骂金庸的“奇”文，三行大字标题：
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
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
是一只反骨阴湿恶狗
正文说：
“豺狼镛”的正名是叫作查良镛，笔名是金庸，是香港汉奸报《明报》的东主，是港九文化汉奸狼。查良镛这个汉奸，耳后见腮，是一只又反骨又阴湿的特种狗。讲到这只狗的狗性，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其自私自利，只要利之所在，祖宗可以不要，国家可以不要，至于什么人间正义，更加当作烂鞋。
接着揭发他的“恶劣言行”，指出他的人生哲学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个人的私利，什么事也可以做”。如果狗有狗格，“极端自私自利”就是“特种狗”的狗格。列举他“出卖国家民族”的“卑鄙勾当”，祖国有什么进步，“都要狗口张开，咬牙切齿，大吠特吠，乱闹一通，一心同祖国人民为敌”。凡是港澳“爱国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①
7月18日，《明报月刊》编辑部组织文化界人士，座谈“香港骚动与香港前途”，参加的有胡菊人、丁望、周青、戴天、项庄、高雄、王世瑜、简而清、陆离等人。“最应该关心香港安危的，自然是我们生活于斯的中国人。对于香港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必要时可以离去……但我们香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是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的。因此，我们对香港问题，应该不仅关心，同时更要爱护和保卫她。”②
当时他们以为局势已暂时安定下来，可以松一口气了，却不料7月中旬以后，香港街头多次出现土制炸弹，由于真假莫辨，被称为“真真假假菠萝阵”。有时“真假菠萝阵”一天就发现十多起，8月20日有两个小孩被炸死，激起市民不满。
① 转引白杨莉歌《金庸传说》，160—162页。
② 《明报月刊》1967年8月号，100页。
7月28日，金庸在《明报》社评指出，“少数捣乱分子一开始便和广大群众为敌，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了”。8月23日，外交部造反派指挥上万红卫兵和干部群众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酿成严重外交事件，香港左派欢欣鼓舞。次日，香港商业电台著名男播音员林彬（林少波），因为在他主持的“欲罢不能”“大丈夫”节目中讽刺挖苦左派的暴行，受到广大市民喜爱，成为新闻界第一个牺牲者。暴徒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其同宗兄弟林光海也伤重而死。《新晚报》当天以套红大标题刊登《锄奸突击队司令部，惩林彬后发表公告》，《明报》发表读者来信，要《新晚报》交人，但凶手一直没有归案。林彬的死震惊整个香港，《明报》作了大幅报道，金庸接连写下《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历史上有他的名字！》等社评，愤怒谴责暴徒残害生命的暴行。“香港四百万市民，除了一小撮左派暴徒之外，我们大家命运相同，只有团结在一起，坚持抗暴斗争，才能保卫我们的生存和自由。”
在左派群众编印的地下小报上刊出了一份六人暗杀名单，“查良镛”就在其中，另外五人是立法局、行政局议员＇。 ＇李福树、简悦强，亲台湾的《真报》总编辑陆海安，署理华民政务司徐家祥，新界乡议局主席彭富华。①金庸家收到过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他跑马地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②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一个生死关头。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家人到新加坡暂避，顺便到那里的《新明日报》巡视业务。他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其间，几百名左派分子气势汹汹赶到南康大厦，准备破坏《明报》，扬言要火烧《明报》。因为他们事先有了防备，将编辑部的标志拆了下来，还在大门外安装了铁闸门，排字房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抬到天台上准备抵抗。汹涌而来的人流一下子没找到编辑部所在，等他们找到，铁闸门已关上，混乱中大队警察赶到，《明报》免于一劫，只有承印《明报》的印刷厂被捣乱。
① 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65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8页。
金庸人在新加坡，心在香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询问暴动的进展情况、《明报》员工的安危。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他准备暂时关闭《明报》。“五月风暴”延续几个月，记者外出采访要冒生命危险，编辑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遇上戒严就回不了家，还要被左派谩骂乃至追打，精神上饱受困扰。记者李广荣说每天要抽三包烟，缓解压力。
金庸说，“《明报》固然受到敌人的严重威胁和压力，但从读者和朋友方面得到的爱护和支持，却是十倍于彼也不止”。
虽然处境危险，他内心不免担心，但想到自己武侠小说中的那些大丈夫，他拿他们来勉励自己：“虽然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们瞧不起。”①
“五月风暴”是香港的一场劫难，财产损失不计其数，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5000多人道拘捕，其中左派记者14人被捕。他听说，最后是周恩来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金庸认为，港督戴麟趾处理大动乱的容忍和坚毅，更是十分难能可贵。（1971年10月3日，戴麟趾卸任离港之际，金庸发表社评《法治、和平、自由、尊荣》，给予高度评价。）
大约8月底，香港局面趋向缓和，到10月底市面恢复正常。金庸回到香港，左派对他的人身威胁并没有解除，所以长期受到香港警方的保护。10月24日他发表社评《请斗委检讨“炸弹斗争”方式》。直到1979年，主持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复出，下令左派不要再攻击《明报》。有了这番经历，他才敢说：
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②
六、《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自1967年4月20日起在《明报》连载，正是内地“文革”愈演愈烈之时，“五月风暴”即将袭港。小说连载不久，人们就感到它在影射“文革”，称之为“政治寓言”小说。金庸说：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22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9页。
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①
《笑傲江湖》刻意模糊了时代背景，因为金庸想写一些普遍性格，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他否认有意影射“文革”，但无意中还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他每天要在报纸上写一篇社评和一段小说，或许写时不知不觉受了影响。②他反对“文革”的个人崇拜，反对用暴力压迫正派人。黑木崖上，对东方不败的个人崇拜大行其道，其情人杨莲亭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推波助澜，使个人崇拜之风登峰造极。所有教众提到东方不败都必须加上“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的定语。个人崇拜遍及老弱妇幼，对于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