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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姗来迟的胜利消息也抵达了偏僻的湘西。由于农场主一再挽留，直到1946年初夏查良镛才返回久别的家园。八年抗战，他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漂泊异乡，无家可归，饱受离乱之苦，并两次尝到失学的滋味。战争使他永远失去了母亲，《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寄托了他对母亲深入骨髓的思念——
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
……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日本人终于投降了，历经战火蹂躏的大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他的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年的丫鬟顾秀英（月云）成了他的继母。
顾秀英11岁那年押给查家，刚来时服侍查良镛的祖母，长得又黄又瘦，几年后出落得水灵灵的。她生性温和诚实，又机灵，与幼年的查良镛很亲近，常带他到湖边看白鹅，捉蝴蝶，一起在小路上快乐地奔跑，有时也背着他去上学。他小学毕业前，顾秀英已二十多岁，被母亲领回，去上海做了女佣，所以查家最初逃难时她没有跟着过钱塘江。“徐禄病亡满三年，查枢卿续弦，小他十七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后来，她先后生了良钺、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①
《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从小由母亲的赠嫁丫鬟瑞芳抚育带大，“直到十五岁，是下人中最亲近之人”。“……陈家洛十五岁离家，十年之后，相貌神情均已大变……瑞芳神志渐定，依稀在他脸上看到了三官那淘气孩子的容貌，突伸双臂抱住了他，放声哭了出来。”这依稀就是查良镛和顾秀英重逢时的情景。
在家乡小住了不到半个月，与父亲、兄弟姐妹一起享受了短暂的团聚时光，正赶上弟弟们放暑假，查良镛＇文＇常常＇人＇带着＇书＇两个＇屋＇弟弟去游泳。小弟弟良钰不会水，他就让良钰趴在他背上，背着良钰游。在弟弟眼中，他游泳的动作非常好看，他们都很佩服他。他还带他们去看海宁潮。他弟弟说，他们家那时有三间书房，里面大都是线装书。书房里的书他大都“翻”过，每天晚上等两个缠着他讲故事的弟弟睡着后，他就钻进书房去看书。①
① 蒋连根《金庸与他的两位母亲》，《名人传记》2002年第3期，40—41页。
回乡途中，查良镛在上海的西书店里惊喜地买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当时《历史研究》还没有出齐，他买的是前几卷的节本。他废寝忘食地读了四分之一，“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之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他非常信服，越是读下去，他心中的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的一生。”②
当时，比他小十三岁的查良钰正在袁花镇龙头阁小学读四年级——
小阿哥给家里来信，说要回乡探亲，要回来住一段日子，然后再离家出外谋职，接到小阿哥的信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每天都念叨着他的归期。
几年没见，小阿哥归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穿的是一件普普通通的长衫；一直面带笑容，对来家探望的人很客气，但话不多。……家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同我和三哥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同我们在一起却全然变了样儿。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现讲，可编得天衣无缝，讲得引人入胜，常常是讲到兴头上，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画带模仿，手舞足蹈，有意思极了。
小阿哥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我和三哥缠着他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那段日子，是我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至今回忆起来，我觉得像是在眼前一样。小阿哥要走了。上次走后，四年多才见面，这次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小阿哥。我心里非常难过，站在他面前一个劲儿抹眼泪。小阿哥把我搂进怀里：“小毛弟，好好读书，小阿哥会常回来看你的！”①
① 《人物》2000年第7期，116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8页。
二、《东南日报》电讯翻译
《东南日报》前身为《杭州民国日报》，初创于1927年3月12日，本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后经过体制革新，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1934年4月16日改名《东南日报》，虽不能完全摆脱党报的色彩，却以“民间报”自许，在善于经营的社长胡健中手里成为一张有影响的报纸。1937年2月1日，《东南日报》新大楼在杭州众安桥落成，巍巍五层楼，是当年杭州著名的建筑。当年11月中旬，杭州沦陷前夕，《东南日报》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5月金华沦陷前，分两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丽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创办“南平版”。
日本投降，《东南日报》分两路复员，“云和版”回杭州继续出版，“南平版”迁到上海，作为总社，胡健中亲自主持，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杭州本是《东南日报》的发源地，这时却成了分社。查良镛在金华版和南平版发表过三篇文章，得到陈向平的赏识。
正是陈向平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汪是浙江温州人，秃顶、圆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毕业于复旦大学，1939年在金华和陈向平一同进《东南日报》，从编辑到编辑主任，一路做到总编辑。
1946年11月20日②，查良镛正式进入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说是外勤记者，实际上是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为了直接收听和翻译“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报馆本来安排一位陈先生担任这个工作，但他不能胜任。正好上海总社介绍查良镛来杭，同时报馆另外请了黄怀仁，故由他二人专事翻译工作。①汪远涵记得，查良镛初来编辑部，报馆听说他的英语水平相当高，就请他负责收听外国电台如“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广播，择其可用的译出来，偶尔也会选一些英文报上的短文请他移译备用。他一接手马上动笔译好交卷，给汪良好的印象。②
① 《人物》2000年第7期，115—116页。
② 查良镛自述：“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金庸、池因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3页。杭州东南日报社档案1947年3月的《职工名册》中关于他进社日期一栏是“三五年一一月二〇日”，即1946年11月20日。
初入《东南日报》的查良镛
那时报馆没有必要的录音设备，国际新闻稿完全依靠直接收听并翻译。在查良镛之后（1948年）也在《东南日报》做过同一工作的钟沛璋记得，“报社有间收音室，里面有一架质量很好的收音机，报社设有专人每天晚上收听国外电台的外语广播，作为报纸的新闻来源之一”。一般查良镛都是晚上八点开始一天的工作，一边收听英语广播，一边将重要的关键词记下来，然后，凭着记忆将收听到的新闻翻译成汉语。同学余兆文来杭州，听说他的工作是收听英语广播并将之译成中文，感到很吃惊：“外国电台广播，说话那么快，又只是说一遍，无法核对，能听懂，就已经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把它们直译下来？”他解释说：“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不会有太大差错。”国际新闻版几乎天天有“本报×日收纽约（或伦敦、华盛顿等地）广播”的消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