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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哲学学会为祝贺达尔文而举行的宴会上，达尔文的老朋友赫胥黎致了贺词，他的贺词结束语是：“我愿意表示我的深刻的信念，这一学说（借助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不管将来被人们认为是真实的或荒谬的，但自从亚里士多德对生物知识加以总结以来，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与《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因为这本书阐述的是生命的各种现象的有连惯性的概念，这种概念从头到尾都被一个统一的想法所贯穿，并呈现出勃勃生气”。
弗朗西斯·达尔文出席了宴会（他父亲当然没有出席宴会）。“由于受赫胥黎的祝词的激励，他热情奔放，兴奋异常”，翌日一早就去父亲那里。
林纳学会也想用达尔文的肖像来装饰会所。肖像是向美术家柯里尔订制的，柯里尔是一个非常细心和热心的人，他竭力不使达尔文感到疲倦。他把达尔文的像绘成身披他那件普通斗篷，手拿软帽，面朝观众站着的样子，这幅肖像连达尔文本人和其他许多最了解他的人也都认为是绝妙的一幅。弗朗西斯不大喜欢的是面部表情有些痛苦，不过，正如曾去唐恩拜访过达尔文的克恩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达尔文有时的确有过这种表情。
一八七八年，达尔文被选为法国科学院植物学部（不是动物学部，因为那里有他的思想反对者）通讯院士，达尔文称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个植物专家，只认为自己是个植物爱好者。同年他又被选为柏林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跟往常一样，在他表示自己的谢意的时候，总是补充说，使他深受感动的，与其说是给予他的荣誉，还不如说是在授予这种荣誉时有象亥尔姆霍兹、微耳和、波林斯赫姆和伊瓦尔德这样一些受人尊敬的学者在通知书上签了名。
值得注意的还有，他获得设在都灵的意大利皇家学院的布雷斯奖金（计有一万二千法郎）后，就急忙从奖金中拿出一百英镑给那波利的安顿·窦思汇去，以便购买植物研究所的器具和作其他用途。
德国科学家使达尔文深感高兴，他们在他一八七七年生日时，把装订得非常雅致的有一百五十名德国著名博物学家照片的像册给他寄去，荷兰博物学家也同样把有十七位荷兰著名科学家照片的像册给他寄去祝贺他的生日。达尔文也非常想得到俄国科学家的照片。达尔文的朋友弗拉基米尔·科瓦列夫斯基请求哥哥亚历山大·科瓦列夫斯基弄到布特列罗夫和瓦格涅尔的像片一并给达尔文邮去。照他的话说，因为达尔文“老缠着我要我把俄国博物学家介绍给他，而且我也总是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罗马内斯在都柏林的英国科学院会议上发表了论达尔文的演说。达尔文对待各种赞扬的话的态度表明了他为人谦虚。他给罗马内斯写信道：“您确是把一大批华丽的赞词加在我的身上，我感到惊奇的是，您不怕听到‘啊！啊！’或其他任何否认的表示。很多人认为我在科学上的成就被估计得过高，我自己也是时常这样认为；但我感到自我安慰的是，我从来不故意作任何事以换取别人的赞扬，够了，关于我的可尊敬的‘我’已经太多了”。
一八八○年，赫胥黎在皇家学院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是《物种起源一书已到成熟之年》（他认为男人成年是二十一岁）。达尔文本人没有出席这次演讲会，但他的孩子中有三个参加了，他们非常高兴。达尔文给赫胥黎写信说：“看来，正如其他许多次一样，您在我这个苍老的头上堆满了又高又厚的荣誉。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从您在《泰晤士报》发表的那篇伟大评论以及在牛津所进行的激烈论战以来，直到今天，您在论证和传布进化学说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是何等巨大”。
达尔文虽然已到暮年，但他仍然有时积极地参加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而且单就他发表的演说来看，他还能够给予“敌人”以相当有力的打击。
领导著名探险的王维尔·汤姆孙，在《挑战者号航行记》一书绪论中写道：“深海区系动物的性状并未提出任何根据来支持这样的理论，这一理论把物种的进化归因于只受自然选择支配的极端变异”。使达尔文感到愤懑的是，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神学家和形而上学者们，一向古板地把他的理论简单化，简单到了可笑的地步，因此他就被迫经常与这种古板习惯作斗争。而这种古板习惯这次却来自这位大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发表于一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中，援引汤姆孙的话来证明，他从来都没说过“极端”变异是进化论所必需的，也从来没有把自然选择说成是进化论的唯一因素。
接着他又写道：“如果王维尔·汤姆孙先生参观了畜牧业，那就会看到，所有的牛或羊绝对都是纯种，即彼此都长得特别相似。他就要大声说道：”先生，我在这里没有看见极端变异；我找不到任何证明，说明你们在繁殖你们的动物时奉行了选择原则‘我是很了解饲养者的，我毫不怀疑，一个人在遭到这样的指摘之后，只会是一笑了之，一句话也不会说的。要是往后他向其他饲养者讲起这段往事的话，我就会特别担心，他们可别对博物学家们发表一些虽然带有感情但却不太恭敬的议论来“。
达尔文在这封信中不用一句粗鲁的话就把汤姆孙痛骂了一顿，仿佛他本人对汤姆孙就说了“带有感情而又不太恭敬的话似的。”
在把自己的信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之前，达尔文先把信寄给了赫胥黎，让赫胥黎决定怎样处理这封信。他在附言中给赫胥黎写道：“如果我的手稿十分平淡乏味，非常浅薄，非常恶毒或非常什么的，那我就坚决恳求您把它一烧了之”。
赫胥黎把信寄了，但却把达尔文致编辑部的书信草稿结尾的最后一句话勾掉。最后一句话是：“也许象饲养者那样，我最聪明的办法是保持缄默。因为，正如塞治威克教授在多年前向那位不断辱骂地质学家可怜的老系主任约克斯基指出的那样，对一无所知的事物大发议论的人是无法伤害的”。
如果你再读一遍达尔文一生的最后几年的书信，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在如此瘦弱的身躯中保持着朝气蓬勃精神，清醒的头脑和对博物学有着异常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兴趣。我们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已经指出，达尔文在论蚯蚓的著作中，常常引用罗马内斯这位著名权威的话，并且写道，蚯蚓不只是受盲目本能的指导，而且还受某种智能的指导。可是达尔文刚刚读完法布尔的《昆虫学回忆录》。从所周知，法布尔依据他认为几乎是不变的昆虫复杂本能的研究，就在回忆录中大肆攻击进化论。而达尔文则认为法布尔所列举的昆虫的复杂本能，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昆虫复杂本能是通过选择由比较简单的本能发展而来的这一道理加以解释，因此他高度评价了法布尔特别细腻的观察。他在给罗马内斯的信中，对动物的智慧和本能作出了令人惊异的论断。
一八八一年，他在给罗马内斯的信中写道：“在您那本关于动物的智慧一书中，我不知道您是否要讨论某些更加复杂的、更加奇异的本能。这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工作，因为不可能产生矿物的本能，这里唯一的线索是存在于同‘目’的其他成员中的这些本能的状态，而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您要讨论这些本能的话（或许会有人期待您这样做），我认为，您未必能找到比能把自己的猎获物麻痹的沙黄蜂更好的例子了，正如法布尔在《科学纪录》上发表的那篇重要的《回忆录》中惊人的论文里描述的那样。
当我读这本书时，我曾稍微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人们时常惊奇把瞎说有关沙黄蜂在解剖学上的情况……我认为，沙黄蜂杀死猎获物起初只是向猎获物身体的下部最柔软的那一面多次蛰刺（见法布尔的《回忆录》第一九二页和四二一页）；而后来，它们发现了蛰刺某一节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于是这种习性正如叭喇狗牢牢咬住公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