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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博利在引证赖尔发言中的这一处时正确地指出，演说中特别有趣的是两点：“赖尔在介绍达尔文学说时，赋予了‘等速变说的’色彩，而这种介绍又是在专门谈人类的古远性问题的发言时作的。的确，所有这些学说之间有深刻的内在的联系。等速变说证实了旧的宗教学校关于地球是在不久前通过创造才产生的这种武断说法是不正确的。《人类的古远性》把人类的存在也推到很久以前的时期，人类至少是与犸猛同时代的动物。达尔文的学说也把生物起源推到许多世纪以前，并把它归之为现在还在起作用的自然界的力量。所有这些学说都是针对”造化论者“和创造说的拥护者的，而人类的古远性说就引起了同生物起源问题密不可分的人类起源问题。
由此可见，我们看到，达尔文由于华莱士事件的影响，不得不抛弃本已开始撰写的关于物种的大部头著作，这部著作他已构思好了，并且不得不改变最初的计划。推迟了“巨著”，大大压缩了叙述内容，缩减了引用的证据的数目。结果，《物种起源》一书终于问世了。当时达尔文年已五旬。
第十三章 《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进行的尖锐斗争
这样，一八五八年，特别是一八五九年，就成了达尔文一生中最光辉的年代。他关于生物进化的基本思想，是在他乘“贝格尔”号作环球旅行时产生的。经过二十年的深思熟虑和艰苦劳动，通过对大量事实的研究和收集，达尔文终于在僻静的唐恩小镇，将这些思想整理成文。这些相当有条理的思想，时而以简略的提纲表述出来，时而以系统的叙述表达出来，时而又以最详尽的著作形式出现，最后则展现在广大公众面前，而且必然引起他们的讨论，受到他们的评论，这种评论或者是恶意的和不公正的，或者是赞赏的和惊讶的，但决不会是漠不关心的。
《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这一天，不只是在达尔文的个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的观点和对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观点开始转变的一天，这种转变就象哥白尼在十六世纪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实现的转变一样。然而在此以前，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这一进化论学说，曾不得不进行了十年的尖锐斗争，在十年的斗争过程中，达尔文的思想以及达尔文本人，曾经不断地受到攻击，这些攻击常常是粗暴的、恶毒的和不公正的。
达尔文的为人一向很温和，甚至对自己的对手也十分彬彬有礼，虽然他处于这些攻击风暴的中心，但他的一些朋友和拥护者却经历了最激烈的斗争时刻。然而，不管这些人的作用多么大，为达尔文争取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的主要斗争武器，还是他那部不断地行行新的版本和译本的出色著作《物种起源》，这部著作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击丧了各个对手，说服了那些动摇分子，在越来越多的无私地寻找真理的人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朋友和信仰者。
“风格即人”。这是经常为人们引用的一位早期进化论者、达尔文的一位前辈布丰的一句名言。布丰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说这句话的呢？这句名言是布丰一七五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法兰西学院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风格论》的演讲中说的，布丰在结束一个长句时使用了这句名言。
他说：“……知识的多少、事实的特殊性和新发现的本身，这些还不是流芳百世的可靠保证。如果这些著作写得平淡乏味，既不优美，也无才华，那么这样的著作就一定会成为一堆废纸。因为这样一来，知识，事实和新发现就很容易消逝，它们或者在别处出现，或者可能由更高明的人来表述。这些东西是人的身体之物，而风格则是人的本身。”
那么，《物种起源》一书的风格究竟怎样呢？整本书就是“一个长的论据”（赖尔语），它被用来论证整个进化论理论，特别是用来论证对这种进化原因给予最完美的说明的自然选择理论。这部书是根据一个明确的、有逻辑性的提纲写的，这个提纲大体上也就是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所拟定的那个提纲。达尔文是从人的如下实践活动开始的：人们通过对种公畜的人工选择，或者通过对留作种子用的最接近理想的植物的育种选择，能够培育出许许多多家畜的品种或数千种栽培植物的亚种来。他证明，由于变异和遗传，人们能够获得这些结果。由于变异，也就是说，由于一对动物的后代，或者由同一个荚的种子生长出来的植物，彼此之间略有区别这种情况，选择是可能的；而由于遗传，即经常看到的亲本将特性传给后代这一情况，通过选择优良的种公畜或选择优良的植物种子，就能够获得具有这些改良特性的后代。
达尔文以他自己饲养的家鸽为例，证明这样的人工选择能够引起亚种之间多么大的差别。腿的长度，喙的长度和形状，尾羽的数目，腿部羽毛的差别和头部羽毛分布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这些差别如果是属于野鸽的话，那么它们就足以使人们把家鸽划分为不同的物种，甚至不同的属，然而，正如达尔文所出色地证明的那样，这些家鸽都起源了一个野生种——岩鸽。
达尔文从这种人工选择（它的意义对人来说是十分明显的）转到自然界的选择，即自然选择。他证明，自然界也有变异和遗传，自然界中代替人工选择的原因是“生存斗争，或者说是在生物按‘几何级数’增殖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生存竞争”。
达尔文作出了这一“自然的”解释之后，转而谈到理论的难点。难点之一是摆在反复思考想要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生物学家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变种如何成为物种？为什么通常在各个物种之间没有过渡？没有过渡这一点也是物种“创造论”的拥护者的主要论据之一。达尔文在他最早的几本《概要》中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他提出了并深入地研究了“中间类型的性状的分歧和绝灭”的原理。达尔文认为，近似类型之间的生存斗争特别激烈。竞争者的生活方式和特性越相似，竞争就越激烈。反之，随着新的不同的特性的获得，竞争也逐渐减弱，我们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引用的例子为例。
如果某个地方的狼靠食鹿和绵羊为生，它就要追捕鹿和羊。如果说，要想捉住鹿，就要跑得特别快，而要想咬死羊，就要有特别大的力气，那么跑得特别快的狼和力气特别大的狼就能在生存斗争中获胜。狼跑得越快，它就越能专门捕获鹿，力气越是大于其它狼的狼，它就更能专门捕获羊。而一切中间类型的狼，即既不能跑得特别快，又没有特别大的力气的狼，在生存斗争中就不能被保存下来，就将绝灭。而在生存下来的两种极端类型的狼之间，即在跑得最快的狼和力气最大的狼之间，竞争则减弱下来，因为这两类狼中每一类都将转变为吃专门食物的狼。这两种极端类型的狼之间的区别越显著，它们竞争的激烈程度就越小。达尔文就是这样先设想变种的起源，后设想物种的起源的。达尔文把自己理论的这一结论叫做中间类型的性状的分歧和绝灭的原理。
在进行人工选择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如果得出了某一个新品种，它就会把自己的先辈排挤掉。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在英国，黑牛被长角牛所代替，而长角牛又被短角牛所代替。同时，据一个农业主说，头两个品种好象是被瘟疫毁灭掉了。马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如果追求的是速度，那么跑得快的优良品种的马一定排挤掉跑得不太快的品种的马，如果追求的是力气，那么优良品种的重驮马将排挤掉劣等品种的重驮马；最后所获得的将是越来越明显的极端类型：跑得快的那些品种的马将和重驮马具有越来越大的区别。达尔文认为，自然界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一个类型内部生存斗争很激烈，那么中间类型总是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于是被保存下来的只能是在某个方面有专长的极端类型，从而使生存斗争中的竞争有所减弱。任何一个物种的后代越不同，这些后代彼此之间在习性和构造方面的区别越大，那么它们在自然界中就将争得更多的地位。
接着达尔文谈到了这一理论的其他一些难点。
他用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表明，即使是在这里也能够而且也需要承认，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