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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从·哪·里·起·源·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和向何处发展，什么情况有助于杂交，什么情况妨碍杂交，——这种情况和对物种构成中直接过渡的观察，能够导致变化规律的发现，而这种规律会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将指导我们的认识。”
一八三八年上半年，达尔文忙于对旅行期间所从事的动物学和地质学作总结。这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便决定到剑桥自己的朋友们那里去几天，并住在汉斯罗那里，晚上汉斯罗那里聚集了很多人。达尔文认识了教阿拉伯语和犹太语的李教授，并拜访了地质学家塞治威克。
在剑桥的休息对达尔文起了很好的作用。他终于恢复了健康；于是决定到苏格兰去游览一番，他从格拉斯哥出发，到了英威涅斯山谷，在这里他住了八天，研究了类似罗埃河谷的地质学上的阶地。天气非常好。在令人讨厌的伦敦生活以后，达尔文对苏格兰的大自然感到特别愉快，对那美丽的晚霞非常欣赏。他在给赖尔的信中说，他所登上的第一个火山岛和第一个火山口，甚至他所通过的科迪列拉山脉也未必能象罗埃河谷那样使他如此喜欢。
同年夏天，他回到伦敦以后，写了关于这些阶地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会报》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后来达尔文一直为这篇文章感到羞愧，这篇文章，就象他后来认识到的那样，对他来说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在结论中利用排他的方法的一个教训。在他之前，劳格、迪克和马卡洛克都认为，罗埃河谷的阶地是一些湖泊的沉积物，而这些湖泊则是由一些山岩和冲积层构成的堤坝形成的。达尔文认为，既不能用岩石也不能用土堤来截住水流，他驳斥了任何“湖泊的”理论而采用了唯一剩下的说明——海的活动。后来对这些阶地的形成是用冰川块构成的堤坝来说明的。可以用来作为对达尔文进行辩解的理由的是，在四十年代，整个冰川的地质活动还很少被说明，至于在苏格兰（就象在南美洲一样）所遇到的那些漂石，根据赖尔的解释，说它们是在漂浮的冰块上经过大海而被带到这里来的，由此就产生了“巨漂砾”这一名称。
他游览回来时，路过施鲁斯伯里和梅尔，在这里度过了七月份的下半月。他在日记中说，他在施鲁斯伯里“很懒”，他开始写这本书是与对形而上学（就“理论的”含义而言）的研究有关。当然，这里谈的是上述关于物种的那本笔记。
在罗埃河谷旅行之后，达尔文回到了伦敦，他的妹妹凯瑟琳和从巴黎旅行回来的埃玛·韦季武德来看望他。
下半年，达尔文开始写珊瑚礁一书。他仿效赖尔的作法，采取下面的作息时间；他分两次工作。第一次：连着工作两小时；然后就去散步或到街上去办点事；回家后又埋头工作。
在这以后他去吃午饭，他经常去赖尔曾带他去的“雅典神殿”俱乐部，他时常在那里遇到许多他很感兴趣的科学协会会员。
我们从他的自传中知道，他在一八三八年十月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在他充分准备接受生存斗争这一理论的时候……他感到惊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力求被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其结果可能就是新物种的形成。他继续说：“于是在这里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据以工作的理论”。我们看到，在谈论关于鸵鸟的绝灭和保存时，他已经接近于最适者能被保存的理论，也许，没有马尔萨期，他也会得出这个理论来的。
众所周知，马尔萨期在《人口论》中说，人是按几何级数（如2、4、8、16、32、64等）增长的，而人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级数（如2、4、6、8、10、12等）增加的，达尔文把这种关于人按很快的级数增长的思想应用于动物和植物，而没有注意到，正如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的那样，这样他就在实质上驳斥了马尔萨斯，因为马尔萨斯的“全部实质在于，他的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只是应用于和动植物相反的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类”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达尔文由于其天真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学说从而犯了错误”时说：“……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②。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版第132页。——译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8页。——译者注
我刚刚提到的选择理论，暂时还只是形成于达尔文的头脑中，他还没有打算把这个理论用文字表述出来。
一位在祖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所迈出的最初几步就是这样。这几步归结起来就是：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他乘“贝格尔”号旅行时所获得的博物学成果；把运回来的收集品在专家之间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他在旅行途中非常仔细地写下的《考察日记》；把自己在地质工作中所得出的结论通过在地质学会作初步报告的形式介绍给专家们；最后，开始搜集和记录与物种起源问题有关的事实。
第十章 在伦敦的四年。完婚。《珊瑚礁》。《一八四二年的自然选择理论概要》
尽管达尔文的工作很顺利（这种工作由于他去剑桥、施鲁斯伯里和梅尔旅行而时断时续），但是在伦敦的孤单生活仍然使他感到非常苦恼。他希望过舒适的生活，希望自己有一个家室。
达尔文的女儿亨里埃塔·利奇菲尔德在给她母亲写的传记中，为后代保存了达尔文的一段记事，这是达尔文潦草而仓促地写在一小块纸上的，她认为这段记事写于一八三七年，可以证明达尔文当时的思想感情。这段记事值得传记作者注意。
他当时考虑的是关于结婚究竟有利还是不利的问题。有利的是：“孩子（如果上帝赐与的话）、永久的同志（老年时的伴侣）、诱人的音乐和令人迷醉的同女人的闲聊”；不利的是：“如果因孩子多而迫使自己去挣钱糊口的话，那就会花去很多时间；摆脱社交的困难”。但是进一步思考下去：“如果得不到亲近朋友的同情，那工作还有什么意思呢？对一个老年人来讲，还有谁能比妻室儿女更亲近的呢？”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上帝呀！要是象一只无性别的工峰那样，只知劳动，而一无所获地度过一生，那简直是不堪想象的。不，不应当这样！于是在想象中出现了这样一副情景：一位殷勤温柔的妻子坐在沙发上，一个美好的家庭，还有许多书籍，可能还有音乐，——请把这种幻想同大马尔勃罗街的黑暗现实比较一下吧！
结婚，结婚，结婚！这就是要求证明的结论“。
这种对个人幸福的憧憬在一八三八年底实现了。达尔文当时二十九岁。
十一月十一日，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使他有理由在日记中加以记载的事，因为这一天是“他生命中值得记忆的一天”。他当时在梅尔，他向表姐埃玛·韦季武德求婚，并得到了她的同意。许多家书表明，无论是住在施鲁斯伯里芒特的人——父亲和姐妹们，还是住在梅尔的人——乔斯舅舅（他很早就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外甥是个有出息的人，并且看来是打心眼里喜欢他的）和他的全家都满意这桩婚事。他们这两家的关系本来就够密切的了（埃玛的哥哥不久前同查理的姐姐卡罗莉娜结了婚），现在则更为密切。查理让赖尔夫妇分享了自己的幸福，因为他近来同他们相处得非常友好。
下面是从许多家书中找到的查理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中的一些片断：“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没有象我这样幸福，或者说象您那样善良。我能使您真正地相信，在离开梅尔很久以后，我还认为，我没能畅快地表达我是多么感激您啊；这一点我是常常想到的；我发誓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人，以便多少能够配得上您……我主要担心的是，在象梅尔那样众多而友好的伙伴中度过了您的全部生活以后……您会认为……我们安静的夜晚将使您感到枯燥乏味……我父亲一再重复乔斯舅舅的话：”您得奖了‘……我亲爱的埃玛，我怀着极其温顺而感激的心情吻您的双手，这种心情充满了我的幸福之杯，——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配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