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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主要在观其行。不要被政客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林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仍是那么新鲜，那么值得回味。”（注：《缅怀张爱萍》357页）
他可以按时上下班了，可以到幼儿园去看望我了。记得他曾给我带来块巧克力糖，看着我把它吃掉。他走后，老师就惩罚了我。知道吗？你违反了纪律，家长带来的东西是一定要上交的，由老师平分给全班小朋友。你既然吃独食，那好，以后别人的东西就没有你的份了。我很痛苦，倒不是因为吃不到别的小朋友的糖果，而是为自己被逐出了这个集体而伤心。
那时正赶上三反五反，父亲要母亲和他一起回忆自己有没有占过公家的便宜，母亲说后勤的张渭清同志曾送过一支派克钢笔，父亲说，那要交出来。还有当时公家给每个人做一件便装，父亲说，顺便也就给你妈妈做了一套，这属于占公家的便宜，他做了检讨，补交了钱。
这算是“赋闲”吗？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我谈过他和陈老总有一段关于赋闲的谈话。大意是这样的：陈老总对我父亲说，人啊，这一生很难琢磨，这话是毛泽东讲给他听的。1943年，华中局有人告状，中央把他从前线召回延安，他以为毛泽东是要报在闽西时的一箭之仇。（注：在红4军时，陈毅、朱德同毛泽东有过分歧和争论，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职务）但毛说，人家要你干，你就干；不要你干呢，你就休息嘛！读些书，下下棋，你不是会下围棋吗？他这一说我就顿悟了……
父亲是不是也顿悟了呢？他没有说。当然，他可不像陈老总那样有高超的棋艺和雅兴。他只是说了句：“陈老总对我说，你这个同志啊！太呆板了。”
他有自己专注的领域。
浙江，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全国，它几乎是地域面积最小的一个省份，但它所属的岛礁却又是全国最多的，达3000多个。它的海域面积超过了陆地的两倍半，海岸线长达6500公里，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20％以上，居全国之首。地域的这种特殊性，迫使这位军区司令员把眼光瞄向了大陆架陆海交接线上独特的作战行动。渡海登陆作战、岛屿争夺作战、海岸防御作战、浅近纵深内的反击作战，这在当时，都是我军面对的崭新课题。在所有的作战行动的样式中，登陆作战的组织指挥最为复杂，不仅是因为登陆部队处于毫无遮蔽的广阔水域，难于阻断敌方的火力和隐蔽自己的企图，同时，由于当时各种技术条件的滞后，也使参战的陆海空军的协同和后勤保障更为艰巨。我们家里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父亲看过的苏、美军登陆作战、空降作战的资料，和丘吉尔、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麦克阿瑟等世界著名统帅和将领对二战登陆作战的回忆书籍，书上圈圈点点、密密麻麻。他这段“赋闲”的经历，为他日后成功地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打下了基础，也正是这一成功弥补了前面所说的他人生的缺憾。
省军区的主要工作是民兵和预备役建设，这对父亲并不陌生，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搞共青团工作时，组织扩充后备力量就是一项主要任务，俗称扩红。他大胆的构想了组建完整的后备役团和后备役师的动员方案，把后方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按战斗部队编组，经过短期强化训练直接开赴前线，如当时曾名赫一时的少共国际师。这一做法加快了扩红的速度，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但由于从战斗部队抽调干部和骨干难度很大，不如过去分散补充到部队的老办法更为便捷。应该说，是一个过于超前的方案，这个年轻热情的团中央书记似乎过于理想化了。父亲说，还是毛泽东讲得好，一个正确的方针政策，来自于实践的检验。民兵工作属于战争动员的范畴，是国家战争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进程中，它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出来。后来父亲调总参工作，向军委提出了建立两种不同类型部队的方案，规范了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等地方军事系统的任务和编制，建立调整了符合那个时代反侵略战争需要的国防动员系统。他在总参制定的这些法规和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上述这些，不能说不是得益于在浙江军区“赋闲”时的收获。
自少小离家，匆匆走过了血雨腥风的青年时代，今天他终于有机会去给自己全方位地充电了。
浙江秀美的山水和浓郁的文化氛围，给了这个具有浪漫气质的军人以更多的陶冶。他崇敬和喜爱的历代大师许多都出自于这里。王充、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贺知章、骆宾王、孟郊、陆游，还有沈括、李渔、洪升等。到了近代，中国文学巨匠鲁迅，以及茅盾、王国维、夏衍、艾青、徐志摩等也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父亲是个喜欢文学和历史的人，在跑遍浙江的山山水水时，都不放过觐见游览历代大师的故居和庙宇。跟随他多年的司机老安说：“常赶不上吃饭，就带三个苹果，洗好了，包起来。首长一个，你妈妈一个，我一个。你爸爸是连皮一块吃的，叫我也这样，我可学不来。”后来老安恋爱了，对象是家住对面的姑娘，人不错，只是姑娘的父亲有点历史问题。老安说：“组织上不同意，首长就说，他又不是娶她父亲，就这么定了，我来做个大媒。”
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使他的心渐渐归于宁静，他写道：“幽谷翠峦崎径陡，竹茂溪流影瘦。空留雁荡枯塘，雁飞何不还乡？”这时他的小女儿降生了，这是他盼望已久的。就是在同一首诗里，他写道：“杨梅枝头鹊报，喜兆西子湖畔。”（张爱萍《纪事篇》78页）欢快之情跃于纸上。随着妹妹的降生，我们几个哥哥的地位在家里起着微妙的变化，对我们的褒奖，往往要看我们对这个妹妹的态度，我常为此愤怒，背后说他“爱屋及乌”。长大点后我就明白了，我们是男子汉，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岂能在呵护和溺爱中长大！
父亲匆匆离开海军，到浙江军区后又多少有些赋闲。对他的这段经历，在了解和爱戴他的老同志中，尤其是华东海军的许多老同志中，留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尤其是，从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到一夜之间从海军消失，一切都是那样的突然和出人意料。这种任职调整上多少带有的不太合乎惯例的色彩，使一些熟悉他的老同志和老部下们常常为他抱以不平，闲谈中自然会生出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来，各种版本都有。就我听到的大致有几种：
一种是形势任务说。毛泽东是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当时急令三野迅速组建海军，主要是想一鼓作气地拿下台湾。毛泽东亲自接见张爱萍以及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要求华东海军在改编原国民党海军的基础上，迅速形成战斗力。但金门一仗，使领导层冷静下来了。尤其是朝鲜战争开始后，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美在朝鲜的对抗成为两大阵营的焦点，解放台湾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再考虑了。由此，海军的建设可以从三野拿上来，由军委从长计议了。
再就是海军情况说。台湾问题搁置后，海军建设的紧迫性减轻了。当时正值国家初建，百废待兴，考虑到建设一支能用的海军，需大量财力物力，海军的建设只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绝非一朝之功。同时，当时一些领导人对苏援华寄以希望，这些在客观上，增大了海军人选的考虑范围。天下既定，确有一个各系统的平衡问题，资历、经历、山头、系统、领导人之间的感情和利益渊源，等等，工作以外的因素加重了。
还有从华东的情况来看的。建国初期，我军面临两个主要的作战方向，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北面由军委亲自抓，南面就交给华东自己了。军委海军组建后，华东海军只是准兵团级的架构。同时，海军都是12兵团带来的人，张爱萍这样的情况继续放在海军，低不成高不就，的确不好安排。正巧，当时三野9兵团入朝，福建当面是叶飞的10兵团，8兵团警备大上海，浙江是7兵团，剿匪和收复沿海岛屿的任务极其艰巨，顺理成章地调张爱萍任7兵团司令。当时，陈老总主要精力放在地方政府，粟裕又调军委工作。华东是我军主要的作战方向，急需一个主持军事工作的同志。这样，又调张爱萍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当然，还有更为邪乎的。
我怎么能不理解这些老同志们的心情呢？不管是分析得入情入理，还是牵强附会；不平也好，圆场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