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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这个杨纯。看得出,她在帮他。
早在这之前,山东分局派金明(注: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到邳睢铜地区开展工作。邳睢铜是指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在徐州东南的黄河故道上,它伸进了陇海线以南中原局所属的地盘上,紧接皖东北。后来,中央决定将其与皖东北根据地合并,成立苏皖区党委。父亲当时的想法是,撇开地区门户之见,请金明同志向南发展,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工作。金明在《关于皖东北的情况》中写到:“约在八月中旬,接到张爱萍来信,约我去灵璧张大路会合。张爱萍是七月从豫皖苏地区到皖东北的。……张爱萍说他到皖东北本是建立区党委的,现在已经成立了苏皖区党委,就不必再建了。”
父亲是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央苏区就是苏维埃候补执行中委,中央局一级干部,在红军中担任师一级领导,抗战初期是党的省委一级干部,以这样的资历和职位,真诚地邀请比他低的同志主持工作,而自己主动提出配合。他说:“我自己当配角,以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可以更多的精力抓好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
看得出,当年的他,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山东的部队,理应由山东党来节制,他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一事无成。金明敬重父亲以事业为重的气度和风格,专程托人送来一件皮袄。8个月后,在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的战斗中,父亲爬上草垛观察,突然背后像似被人猛击了一拳,栽了下来。原来是被敌狙击手冷枪击中后心。幸亏弹头是从屋脊的横梁上划过,击打在厚厚的羊皮袄上,略有擦伤。父亲开玩笑说:“金明同志送给我了个护身符。”少奇同志说他:“你是侦察兵还是指挥员?记住,有一没有二!”
金钟罩!金明的皮袄护佑了他。
刘少奇来到中原局后,马上意识到,张爱萍孤军奋斗,太困难了。于是他责成彭雪枫支援一个团过去。同时向中央报告,调整并重组皖东北党的领导机构。
1939年12月,为了统一指挥进入皖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该地区成立了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江华(注: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同志参加。此决定由中原局下达,报告中央并转山东分局。
我看到父亲当年给华东局的工作报告:“不管地方上还是军队上,都是几个不同地方来的。军队本身,又是八路军,又是新四军,弄得内部不团结。虽然华中局(注: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原局即改为华中局)指定我负责,但彼此之间没有能够站在党的利益上统一起来。虽然闹不团结的称英雄的不是我,然而我是受党命令负责领导,没有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去团结同志,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这是我应该负责的错误。”
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大概只能是“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了。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来到这里的,都是各搞各的,扩大自己的力量,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刘少奇主张成立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他要我当书记,我建议还是其他的同志来当,后来决定刘瑞龙(注:建国后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过来。他一天到晚就是奔走部队和党的这些关系。”
1940年3月28日,刘瑞龙出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我父亲一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举行苏北农民暴动,组建了红14军。“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接见江苏的造反派组织时特意提到:“你们江苏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红14军就诞生在你们那里嘛!现在还在的有刘瑞龙、张爱萍、黄火青(注: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在当时是否也是一种策略的保护方式呢?
老战友的到来,使他不再孤独。父亲写道:“义旗少年同心举,敌后苏皖共磋事。”他们是同年生人,当年两个19岁的青年,在苏北揭竿而起;10年后,两个老战友又在江淮大地上携起手来开辟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回顾匆匆而过的人生,父亲在悼念刘瑞龙的诗中写道:“五十九载如流失……哀君先我驾鹤去。”
父亲回忆:“1940年,五六月间,我请胡服(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北来,在他主持下,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解决了党内不团结、本位主义、不明确发展敌后根据地与游击战争等问题。会后撤消了苏皖总队,留下韦国清(注: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南进支队。从此,工作方针、政策明确了,从前限于军事工作,不注意群众工作,这时也纠正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说少奇同志在华中抗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他们就把我划在刘邓的线上了。”
谈到这里,父亲说:“我从来没有过树立自己山头的想法,也从不搞什么派别,争什么地位,那是可耻的。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我干什么都行。”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的。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战争的舞台造就了多少英雄。共产党内也不例外,向党要兵权的,搞独立拉山头的,占据一方拥兵自重的,也不乏其人。父亲说:“在党的历史上,这种人,早晚是要翻车的!把党的事业看成是他的一己天下,把多少同志牺牲换来的胜利当成自己向党争功的资本,我历来最鄙视的就是这些人,也从不靠他们的山头。你就看吧,这种人,十个有十个是要倒霉的!”
要深刻理解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理解毛泽东一再提到的,“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就必须了解历史,了解三湾改编,了解古田会议;当然,也包括了解皖东北。
形势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大柏圩子一仗消灭了马馨亭,这就把盛子瑾逼到了墙角,这个自比周瑜的粉面金刚,终于进入了他自己设计好的怪圈,盛子瑾此时已走投无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以“勾结奸匪抗击国军”罪下令通缉他这个叛徒。回去的路堵死了,那么就投靠共产党吧。父亲挽留他,统战部长刘玉柱劝说他,珍惜以往的友谊,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共产党开出的条件是,继续拥戴他担任皖东北行署的最高专员。
刘玉柱回忆,苏皖区党委做出决定:“争取盛留,准备盛走。盛留,则与他合作抗战到底;盛走,我们则接管政权,建立我党我军公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区党委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凡属我党干部掌握的武装,一人一枪都不许丢失。(注《刘玉柱纪念文集》187页)
父亲说:“我知道他是一定会走的。我们的力量生长使他害怕;而且他也不愿意脱离复兴社戴笠那里的关系。”“盛虽然是抗日的,但不是如有些同志所说,盛是左派。他个人野心很大,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融化成他的干部。他说,共产党三不要,不要金钱,不要美女,不要地位,何苦呢?跟上我,不会吃亏的。这使我警觉,他是个危险的人。”
果然,盛子瑾向戴笠求救了。戴笠说就投靠到苏北李明扬(注:抗战时期为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地方实力派人物)那里吧。盛一面假意逢迎,一面却将前去劝慰的我党三名领导干部扣留为人质,裹挟着逃离皖东北。形势急转直下。他真笨!人急了容易犯糊涂,关键时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军立即封锁了出境的通道,国共终于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众目睽睽之下,又在皖东北境内,怎么说动粗就动粗呢?毕竟还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况且人质还在人家手里。关云长不还上演过一段华容道吗?父亲上前去,手一挥,部队退避两厢,闪开一条通道。随后,江北指挥部张云逸部得到消息,途中将盛截获。刘少奇亲自设宴,席间极尽挽留之词。盛子瑾哪里还吃得下,怒不可遏,说你共产党、张爱萍“言而无信”,到了这一步,还谈什么合作?胜利者总是宽容的,刘少奇微笑着说,枪就不要带了吧。盛和夫人带着细软随从,一行30个挑担伤心地向东走去。
盛子瑾逃离后,国民党在皖东北的势力顷刻间便土崩瓦解。父亲立即公示社会,宣布我党从即日起正式接管皖东北政权,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和民间团体联合的抗日民主政府。
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
盛子瑾事件,被国民党列为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五大罪状之一,即使在我党内部也颇有微词。我找到父亲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就这一问题所做的阐述:“我们党中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如此发急(即不应该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