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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要的旁遮普领导人都在狱中，我发现他们的地位已经恰当地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潘迪特。莫迪拉尔吉①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所代替。马拉维亚吉和史罗昙纳吉我从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和莫迪拉尔吉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这回还是第一次。所有这些领导人，还有当地幸而没有被捕入狱的领导人，都使我立刻感到和他们相处极为亲切，所以我在他们中间，并不觉得陌生。
①为印度共和国前任总理尼赫鲁之父。
我们如何一致决定不给汉德委员会提供见证，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当时曾经公开发表过，这里不必重复了。简单说这样一句就够了，事情相隔那么多年了，现在回顾起来，我依然认为当时抵制这个委员会的决定是绝对正确和恰当的。
作为抵制汉德委员会的一个逻辑的结果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民大会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已故德希班度。西勒。达斯，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姆。勒。贾亚卡先生和我自己都被委任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主席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担任。为了便于进行调查，我们每个人都分担一个地区。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由我负责，很多地方的调查工作便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到了一个特有的机会来深入地考察旁遮普人民和旁遮普村庄的情况。
我在调查的过程中，还认识了许多旁遮普的妇女。我们好象彼此已经认识了几百年似的。凡是我所到过的地方，她们便成群结队地来看我，在我跟前献上了她们带来的成堆棉纱。我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使我弄明白那么一个事实，即旁遮普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纺织布工作的园地。
当我一步深入一步地调查人民受到的暴虐行为的时候，听见了很多关于政府的专制和官员的蛮横的故事，这些事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使我十分痛心。当时使我惊奇的，现在仍然使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大战期间曾经为英国政府供应了大量士兵的省份，竟然遭受这一切穷凶极恶的暴行。
为这个委员会起草报告书的任务也委托给我。凡是想要了解旁遮普人民遭受过什么暴行的人，我劝他去看一看那本报告书。关于这个报告书我这里想说明的是，那里面没有一句我有意夸张的话，每一件记载都是有事实可稽的。而且报告书里所发表的证据不过是委员会所掌握的一部分而已。凡是稍有可疑之点的材料，都没有收入报告书里。提出这份报告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说明真相，而且也只有说明真相才能够使读者看清楚英国政府为了保持它的政权竟能做出多少惨无人道和野蛮无比的坏事。据我晓得的，这份报告书里的任何记载都没有被人推翻过。
第三十六章 基拉法反对护牛？
现在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旁遮普这些黑暗的事件。
国民大会党在旁遮普对德耶主义进行的调查刚刚开始，我便接到邀请，要我出席在德里举行的讨论基拉法问题的印—穆联席会议。在邀请书上签名的有已故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和阿沙夫。阿里先生。据说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要参加，而且如果我的记性还不错的话，他还是大会的副主席。就我记忆所及，这个会预定在那一年的11月间举行。这次会议要讨论基拉法被出卖所引起的形势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应当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邀请书中还说，会议所要讨论的不单是基拉法的问题，而且还要讨论护牛问题；所以这对于解决护牛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喜欢这样提出护牛的问题。所以我在回信中一面答应尽可能来参加这次会议，一面提出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两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种讨价还价的精神中混为一谈，而应该根据各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我带着满脑子的这类思想去出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尽管它还不如后来的一次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集会那么可观。我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讨论了上述问题，他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很欣赏我的看法，叫我在会上提出来，我也同已故哈钦。萨希布谈过这个问题。我在会上提出来说，如果基拉法问题有它正当而合法的根据——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如果政府的处理实在太不公平，那么印度教徒当然会支持穆斯林的要求以纠正基拉法的错误。如果他们借此机会提出护牛的问题，或者利用这个机会同穆斯林讨价还价，是不妥当的，正如穆斯林不应当以停止屠牛作为换取印度教徒支持基拉法问题的代价一样。但是如果穆斯林出于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出于对邻居和同一土地的儿女的责任感而自动停止屠牛，那就又当别论了，那就是一件好事，说明他们互相有很大的信任。我认为采取这么一种独立的态度是他们的责任，并且会提高他们行为的尊严。但是如果穆斯林认为作为邻居他们有责任停止屠牛，那他们就不用考虑印度教徒会不会在基拉法的问题上帮助他们。“所以，”我说道：“这两个问题应当分开讨论，而这次会议的题目应当只限于讨论基拉法的问题。”我的主张得到出席会议的人们的赞同，结果，护牛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就没有讨论。
但是，尽管我提出了警告，大毛拉。阿布杜尔。巴里。萨希布还是说：“不论印度教徒是否帮助我们，作为印度教徒的同胞，穆斯林应当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而停止屠牛。”而且有一个时候，看起来他们真象是放弃了屠牛似的。
某些方面还有人提出旁遮普问题也应当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错误一并提出。我反对这个意见。我说，旁遮普问题是一个地方事件，不能和我们决定是否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等量齐观。如果我们把地方上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问题——这是直接起因于和平条款——混淆起来，那我们就犯了严重轻率的错误。我的论点很容易地被接受了。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过去就已经认识他了，但是只是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士。我们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大量决议中，有一个是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双方宣誓服用国货，而这个誓言的自然结果就是抵制洋货。土布那时还没有找到它的适当地位。这个决议是哈斯拉特。萨希布所不能接受的。他的目的是，如果基拉法的要求得不到合理解决，那就要对不列颠帝国进行复仇。因此他提出一个相应的反建议，可能时专门抵制英国货。我不但从原则上，而且从实践上加以反对，我反对的理由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了。我在会上还提出我对于非暴力的看法。我看到我的发言给了听众一个深刻的印象。在我发言以前，哈斯拉特。穆罕尼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担心我的发言将不过是旷野中的孤鸣罢了。我所以鼓起勇气发言，是因为我感到如果我不在会上提出我的观点就将是一种玩忽责任。然而使我惊喜的是，我的发言引起了听众的极大注意，并且博得了主席台上的人的充分支持，接着发言的人无不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那些领导人会明白，抵制英货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如果这个议案被通过了，他们就会成为笑柄。事实上参加大会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身上没有一点点英国制造的货物。因此很多听众都认识到，通过一项连投票赞成的人都不能实行的议案，结果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
“单单抵制外国布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谁知道土布的产量什么时候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呢，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外国布进行有效的抵制？我们要做一点对英国人能马上发生效力的事情。你抵制外国布的意见尽可保留，我们不去管它，但是另外给我们一点更快更有效的东西吧。”——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这样说道。甚至当我正在听他讲话的时候，我也感到除了抵制外国布，还需要另外一些新的东西才行。在当时，要马上抵制外国布，在我看来是显然不可能的。那时候我还不晓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制造足够的土布以供国内的衣着需要；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另一方面，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单靠我们的纺织厂来抵制外国布我们是要失败的。穆罕尼结束他的发言时，我还处在这个两难的状态中。
我因为不大懂得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觉得很不方便。这是我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