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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去见戈克利，我在法古逊学院的院子里找到他。他热情地欢迎我，他的态度立即赢得了我的心。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他会面，可是我们就象是旧友重逢似的。对我来说，费罗泽夏爵士仿佛是座喜马拉雅山，而罗卡曼尼亚象是海洋。但是戈克利却象恒河。人们可以在这条圣河里来一次清新的沐浴，喜马拉雅山却是高不可攀，至于海洋，更是远不可及了，但是恒河却是袒胸相迎。一只船，一把桨橹，泛游于河上，该是多么惬意啊。戈克利细细地考了我一下，就象一个校长考试新生似的。他告诉我去找谁，怎么找他们。他要看看我的讲稿。他带我参观这个学院，向我保证随时听候我的差遣，嘱咐我把会见潘达卡博士的结果告诉他，使我极为快乐地离开了。就政治上说，戈克利生前在我心里所占有的位置，虽至今日，也还是绝对无可比拟的。
潘达卡博士从慈父般的温情接待了我。我去见他的时候是在中午。我在这个时刻忙着找人这个事实，对这位不屈不挠的大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我坚持要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担任大会的主席，他倒是赞成的，他不自觉地连声说“这倒是的”，“这倒是的”。
他听完我说明来意后，说道：“谁都会告诉你，我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可是我不能拒绝你。你的问题是这么强有力，而你的努力又是这么令人欣赏，使我无法不参加你的大会。你和狄拉克和戈克利都商量过了，这很好。请你告诉他们：我将乐意担任这两个组织联名举行的大会的主席。你不必征求我什么时间合适；他们认为什么时间合适，对我都可以。”他说完了，便和我道别，并向我致贺和祝福。
浦那的这些学问渊博和大公无私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在一个朴素而大方的小地方举行了一次集会，并把我高高兴兴地送走，使我对于自己的使命怀着更大的信心。
接着我便到马德拉斯去，我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巴拉宋达朗的事件给这次集会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我的讲稿是铅印的，而且对我来说，是相当长的，但是听众却很用心地谛听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照例出卖了那本《绿皮书》。我拿出了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它们象刚出笼的点心一样被卖出去，不过我看并不需要这么大量印行。由于我的热心，我把对这本书的需要估计过多了。我的报告是对着讲英语的公众讲的，而在马德拉斯，单是这个阶层要不了一万本。
在这里，最大的帮助来自己故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他是《马德拉斯旗报》的主笔。他【“文】对这问题【“人】有过细【“书】致的研【“屋】究，他常常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给我以指导。《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先生和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是很表同情的。但是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却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我处理，而我也就无所顾虑地运用了这个机会。就我记忆所及，巴才阿巴大厅的集会是由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主持的。
我所结识的大部分的朋友所给我的眷爱和他们对于这个事业的热心是这样的伟大，我虽不得不用英文和他们交谈，却也觉得毫无隔阂。人世间有什么障碍不能用爱来消除呢？
第二十九章 “速归”
我从马德拉斯又赶到加尔各答，在那里遇到很多困难。那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便在大东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后来我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代表叶勒妥贝先生。他邀我到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去。当时他还不了解不能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里去；发现了这条禁规，他便带我到他的寝室里去。他对于当地英国人的这种偏见表示难过，并且因为不能够请我到客厅里去而向我道歉。
我当然应该去拜会“孟加拉的偶象”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我见他的时候，他正被一批朋友围着。他说：
“我怕人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困难很不少。不过你可以尽量试试看。你必须取得王公们的同情，还得去见一见英印协会的代表。你最好去找罗瘏。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和席诃罗瘏。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是关心自由的，而且常常参加公众工作。”
我一一去拜会这两位绅士，但是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待我很冷淡，说是在加尔各答召开一次公众集会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实际上得全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
我明白我的任务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去访问《甘露市场报》，那位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作一个游方的犹太人。《孟加拉人报》更糟，主笔让我干等了一个钟头。他显然要接见很多人，但他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即使别人全都走光了。当我苦等之后大着胆子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都腾不开手吗？象你这种客人总没有个完。你最好走吧，我没有功夫听你的。”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这位主笔的地位。我早就听到《孟加拉人报》的大名了，我知道到那里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的，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人。他的报纸不怕没有事情好谈，而南非问题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
在当事人看来，不管他所遭受的苦难多么严重，他不过只是侵入这位主笔的办公室的无数人们当中的一个，而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苦难。这位主笔怎么能够一一加以接谈呢？何况苦难者总以为报馆主笔是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只有主笔自己才明白，他的权力实在很难跨越他的办公室的门槛。不过，我并没有气馁，我还是继续去看其他各报的主笔。和过去一样，我也去找英印混血种的主笔。《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和他们作了长谈，他们把全文予以发表。
《英吉利人报》主笔宋德斯先生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他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交给我处理。他甚至准许我随意修改他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把校样尽先给我送来。要说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点也不夸大的。他答应竭尽所能帮助我工作，而且言行一致，他和我保持通讯，一直到他病重为止。
我这一生享有很多这样的友情，他们都是在颇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产生的。宋德斯先生所以加爱于我，是由于我的不加渲染的自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有所同情之前，曾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询问；他认识到：我连南非的白种人的情况都对他作了不夹杂个人恩怨的公正说明，并且还公正地作了评价。
我的经验告诉我，待人公正，就能很快地得到公正。
宋德斯先生所给予我的意想不到的帮助，开始使我有了勇气去设想，要是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是会成功的；这时我却接到了杜尔班发来的一个电报：“议会一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报馆，说明我何以这样匆忙离开加尔各答，并即启程赴孟买。我在动身之前，发了一个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孟买代理行，请他们给我安排头一只开往南非的轮船的舱位。达达。阿布杜拉当时刚好买了一条“科兰”汽轮，一定要我搭那条船，答应优待我和我的家眷全部免费。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盛情，而于十二月初第二次远渡南非，带着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我的募姊的独子。还有一条船“纳德利”也在同一个时间开住杜尔班。这家轮船公司的代理行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这两条船的乘客总共有八百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到德兰士瓦去的。
第一章 暴风雨的响声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妻儿航行。我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常常觉得，由于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喜欢童婚，做丈夫的往往是识字的，而妻子实际上还是文盲。这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做丈夫的必须做妻子的教师。于是我就得筹划这类琐事，如妻子和孩子该穿什么衣服，他们该吃什么东西，他们该采取什么仪态才能适合新的环境等等。当时有一些情况，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百依百顺当作是最高的宗教信仰。一个印度教丈夫则把自己当作是妻子的太上皇和主人，妻子对他必须经常笑颜趋奉。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相信，为了给人以文明的观感，我们的服饰和仪表应该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影响；没有影响，要为侨团做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就为自己的妻儿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