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获悉我正沉溺于素食理论的著作中时，他很担心这种研究会冲昏我的头脑，担心我的生活会消耗在实验中，担心我会忘了自己的工作，而成为一个幻想者。因此，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我改造过来。有一天他请我去看戏。在演出之前，他又请我到贺尔朋饭店去吃晚饭。这是我离开维多利亚旅馆以来第一次见过的大饭店，是宫殿式的。我住在那个旅馆实在没有得到多个有益的经验，因为我住在那里的时候，还有点糊里糊涂。这位朋友有计划地把我带到这个饭店来，显然以为礼貌会禁止提出任何问题。当时在这饭店里吃饭的人很多，我的朋友和我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餐桌上。第一道送上来的是汤。我不知道这汤是什么做的，但又不敢问那位朋友。因此我就召唤侍者过来。我的朋友看见我这种举动，在桌子那边严峻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很犹豫地告诉他，我想问一问这汤是不是素汤。他很生气地嚷起来：“你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莽汉。如果你不能克制你自己，你最好请便吧。你到别的饭店去吃你的吧，吃完了在外面等我。”这倒使我高兴，我自个儿出去了。附近本来有一家素食馆，可是已经关门了。所以那一夜我根本没有吃饭，我陪着那位朋友到剧院里去，但是他只字不谈我所造成的局面。我呢，当然也没有什么好说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友好的争执，它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我的朋友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出于爱护，这一点我是明白而且感激的，而且正因为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中的分歧倒使我对他更为尊敬。
然而我决定我应该使他宽心，我应当向他保证我不再做莽汉了，而是竭力使自己成为适合于这个有礼貌的社会——一个文质彬彬、虽然素食却又不令人生厌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挑起了一个更不可能的任务——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绅士。
我从孟买带来的衣服，现在看来，似乎不大适合于英国社会，所以我就到陆海军商店去买一些新的衣服。我还花了十九先令——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买了一顶礼帽。我犹以此为未足，又到伦敦最时髦的中心区股票大街花了十英镑买了一套晚礼服；还叫我那个善良而心地崇高的哥哥给我寄了一条双层的金表链。打着现成的领结在当时是不体面的，所以我又学会了自己打领结的艺术。在印度的时候，镜子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家庭理发师来给我刮脸的时候，才有机会照一照。在这里我每天要花去十分钟的时间，站在一面大镜子面前，按当时正确的样子打领带和梳头发，独自端详一番。我的头发是很硬的，所以每天总要用刷子经过一场正规的斗争，才能弄得服服贴贴。每次戴上和摘下帽子的时候，我的手便会不知不觉地掠到头上去调理头发，更不必说坐在温文尔雅的圈子里，为了同样的目的，这只手应该随时随地怎样动弹才算合乎礼仪的那些有教养的习惯了。
这一切似乎还不足以显示我对这事情的认真，我又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成为一个英国绅士所必要的细节。有人告诉我，我必需学会跳舞、法文和演讲术。法文不单是法兰西邻国的语言，而且还是我想去周游一趟的欧洲大陆的混合语言。我决定到一个跳舞班去学跳舞，并且交了三英镑作为一个学期的学费。我在三个星期内大概上了六堂课，可是我总学不会那有节奏的动作。我不懂钢琴的音调，所以无法使步伐与节拍吻合。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隐士养了一只猫防鼠，又养了一头牛挤奶给猫吃，又雇了一个人来看牛，如此不已。我的欲望同那隐士的家庭一样，有增无巳。我认为我应当去学一学小提琴，以便使我的听觉习惯于西方的音乐。所以我又花了三英镑买了一把小提琴，还花了一些学费。我还请了第三个教员给我讲授演讲术，并且付了一个基尼①的头一期学费。他给我介绍一本培尔的《演说家典范》作为课本，我也买来了，而且开始学起毕特②的演说词来。
但是培尔先生的书却给我一个警告，使我醒悟过来。
①英国金币，一个基尼（Guinea）等于二十个先令。
②威赫。毕特（William pitt，1759—1806），英国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
我并不打算在英国住一辈子，我这样对自己说。那么我去学演说术有什么用呢？跳舞怎么能够使我成为一个绅士呢？小提琴我在印度也可以学的。我是一个学生，我还是应当去读书。我必须取得成为律师的资格。如果我的品行能使我成为一个绅士，那是再好不过了，不然，我就得放弃这种欲望。
这些类似的思想占有了我，我便写了一封信给那位演说教员，把这些想法告诉他，并且要求他原谅我不再去上课了。其实我只上了两三堂课。我还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舞蹈教员，又亲自去找小提琴教员，请她替我卖掉那把小提琴，售价多少不计。她对我很和气，所以我告诉她，我怎样从追求一种错误的思想中觉悟过来。她鼓励我这种完全改变的决心。
这种愚昧可笑的生活大概过了三个月。至于服饰的讲究，还继续了几年之久。但是从此以后，我便成为一个学生了。
第十六章 改 变
希望没有人会想象我对跳舞和其他类似的体验是我一生放纵的一个阶段。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还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那个迷恋于逸乐的时期里，就我自己来说，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反省。我花的每一个铜板都记了账，而且我的开销都是经过细心计算的。每一个细小的项目，象公共汽车费，邮费，买报纸的一两个铜板，全部登入账目里，每晚入睡以前结算一次。这种习惯我一直保持下来，而且我明白，我虽然经手处理过数达几十万的公共基金，却能够在开支方面做到严格的节俭，不但没有负债，而且在我领导的运动中，总是有盈余，就是由于养成这种习惯的结果。希望每一个青年人从我这里学得一点经验，对于每一样收支都能够记入账目，我相信他会和我一样得到好处。
正是由于我严密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才明白需要节俭。所以我决定将我的开支减少一半。我的账目中，车票的支出很多。因为我寄住在人家的家里，每个星期照例要付一次账。有时还要请东家的人上上馆子和参加一些集会。这一切都使车钱的负担加重，尤其是邀请的如果是一个女朋友，照规矩说得由男方支付所有的费用。而且在外面吃饭也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因为即使不在家里吃饭，每星期应付的伙食费也不好扣除。我觉得这些项目都可以节省下来，由于错误的礼节观念而开支的钱也可以省掉。
于是我便决定自己租房子住，不再作别人家里的寓公，而且斟酌工作需要，随时迁移，以便获得新的经验。我所选定的新居离工作地点只有徒步半小时的距离，这样，车费就可以省下了。以前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坐车，要散步就得另外找时间。这个新的办法把散步和经济结合起来了，既可以节省车钱，每天还可以步行八至十英里。我在英国期间，实际上没有害过什么病，而且身体还相当强壮，主要的就是由于养成了这种长时间步行的习惯。
就这样我租下了一套房子；一间会客室，还有一间寝室。
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还在后面。
这些改变给我省下了一半的开支。可是我怎样利用时间才好呢？我知道法学考试用不着读多少书，所以我倒不觉得时间逼促。我一直很担心的倒是我的英文程度。李立先生（以后为弗立德烈爵士）“念完大学再来找我”的话还萦绕在我的耳际。我想我不但要争取做一个律师，还应该弄个学位才好。我了解了一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还请教了几个朋友，我发觉如果我选定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个，那就得有更大的开销，在英国住的时间还要比我所准备住的长得多。有一个朋友建议说，如果我真想过一过高深的考试的瘾，我就得参加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我就得大大用功一番，并且会大大地增加一般的知识，而无需花费多少额外的开支。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然而课程表却吓住了我。拉丁文和一种现代外文是必修科！我怎么弄得了拉丁文？可是那位朋友极力主张念拉丁文，他说：“对于律师来说，拉丁文是很有价值的。懂拉丁文对于了解法律书籍非常有用，而且罗马法的一篇论文就完全是拉丁文。此外，懂得拉丁文，要精通英文就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