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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做得到吗？做得到。
荀子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10＇水火，有物质无生命；草木，有生命无感知；禽兽，有感知无道德；唯独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11＇所以，他能够发明国家，这是最强大的人类族群；也能够发明君主，这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12＇至于道德，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有道德，人就是万物之灵。他也就有家有国，有安身立命之本。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13＇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这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么！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西周和东周，则有乡饮酒礼，也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相当于“政治协商”。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个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竟然还鼓励党争，而且为这党争还要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美利坚合众国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的。五十个邦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各种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意思是“城邦的人”。＇14＇这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
不过在古希腊，并不是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一旦享有权利，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人为臣，女人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