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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科技园工作，突然感到好无聊，我出门走一走。“李书记，你好！”财政所老赵见了我打个招呼；“李书记！”营秋富碰见我比以往更是淡漠，只是打了个招呼；“李书记！”李薇薇看见我打了个招呼，看看四周赶紧走开了；杨禹善老远看见我，想回头走又不好意思，只好站住等着我。
“李书记，你好！”他打了个招呼，没再说别的，也像李薇薇那样向四周撒么（看）着。
“老杨，你看那羊究竟怎么样？不行干脆卖了算了，别把本都赔上。”我说。“行，我也这样想的，我去问问小富。”杨禹善说着如同我是“大麻风”一样，颠着他那一只痛风的脚飞也似的走了。他妈的，什么人！我禁不住骂道。就你杨禹善那脚，当初为了看病，反复找我，我亲自陪着去潍坊人民医院，又帮着他到处买“秋水仙碱”，可如今，为了保住自己，怕粘我边惹上责任，都躲得远远的。他妈的，我还懒得理你们。
夜深了，我站在自己房间里，抱着一杯白开水，来回走动着。从后窗望去，招待室一片灯火辉煌，人声喧嚷。门前停着几辆高级奥迪车，不知又是哪几位领导来了，以往主要领导来了，郑务聚总是安排办公室喊我。今天在食堂草草吃完，我就回到自己房间里，也没人找我，我感到了一种出奇的孤独寂寞。婚姻如此，仕途败落，一种莫名其妙的复杂的孤独与寂寞笼罩在凄凉的心头。
“他妈的！我操他娘！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我禁不住骂骂咧咧。
“老李，在干啥？过来玩。小房也在这里。”是老宋打来电话。在这时候，还是老宋没有忘记我。
进了门，种子站的王生麟也在，正和老宋忙乎着下象棋。“来，老李。小房都告诉我了，别在乎，这很正常。你这性格太杠，得罪人了。刚才生麟告诉我，连宋和风那小子也在老郑面前参了你一本，说那巴西旱稻不好卖，其实也不是如此，他是耍了个手腕，想借此低价从姚家村把稻种全部买过来，自己再卖个好价钱。别想那么多了，自己要开心。”老宋安慰我。
“没关系，老宋，没什么大不了。再说，科技园本来我就干够了，这和老百姓差不多。”我说。
“李书记，你不在这干了，我再在这里也没意思了，干到过年我也回潍坊算了。”小房幽幽地说。
夜深了，大院一片死气沉沉，偶尔夜鸟凄厉相惊。脑袋麻木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能睡着吗？怎么可能睡着呢！一年了，这条悲壮的“上山下乡”之路，虽是党委副书记，却老百姓一般，风餐露宿，旷野作业半年多，到头来悲壮地结束了轰轰烈烈的科技园。即使没有大棚压倒，抱残守缺，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可以坚信，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总不能一辈子守着科技园当个农场主。这样一想，我倒感谢老天爷这场冬日里的大雨，给我满怀壮烈与激情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让我在寒冷的冬天更加清醒地看清自己，让我更多地反思、沉闷和回顾。或许，她会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观念，改变我既往的追求和梦想。本来，下乡就是一种没有目标的行动，如果再这样游离下去，那真是岁月蹉跎了。
暖气像蜻蜓点水，“嘎巴”响了一阵，再也没有了。办公室开始变得冰冷，我瑟缩着，把被子裹得更紧。我突然感到自己好无助，好孤独，突然感到自己是苏轼笔下的一只孤鸿，“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太多的记忆，太多的经历，太多的感受，有很多很多，只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与谁说”！
“伙计，怎么样？听说你那大棚倒了？”是徐乾树从秋村镇打来电话。“是啊，倒了！压倒了！”我无比丧气。
“算了，无所谓了。听说诸城刘义提了副市长了，他妈的，操他娘，该提的都提了，就剩下我们在煎熬。兄弟，要想得开，想办法回潍坊吧，组织部那些杂碎把该提的都提了，我们这些当陪衬的早已经完成下来的任务了。哎，等一等，轮着我出牌了，老K！”徐乾树忙着打牌去了。
我默默地擎着电话，带着一股凄苦。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上山下乡”一年了，还不知今后有几年？随着夜幕的浓重，我陷入了沉重的失落、压抑与迷茫。我突然想起30年前也就是1969年在当时下乡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的一首歌《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
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2000年1月1日，经过一段痛定思痛，这一天，在家里，暖气煦煦，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光着脚丫，只穿秋衣秋裤，破例一杯清茶，幽幽的香味在房间里飘逸着，掩盖着她房间里散出来的膏药味。修像大白兔在地板上边看电视边跳来跳去，她仍然是很少的活动和更多的卧床。对我来说，已经像喝白开水吃家常便饭那样习惯。我翻开久违的《卫生统计学》《流行病学》，找到大学四册英语书和两本研究生英语书，翻开第一页，开始了我久违的读书生涯。何其莘的《Listen to this：3》我是1994年买的，买来后就束之高阁，连给它过次生日都没有。今天，6年之后，我拿出来，它仍然崭新如初。我惭愧地拿过录音机，放上附带的磁带，在欢快的乐曲中，竟然还清晰地放出“lesson one； section one； news in brief：Freed American hostage； David Jackson； appealed today for the release of the remaining captives； saying，‘those guys are in hell and we have got to get them home。’……”我欣喜中带着悲哀忧伤，难道命运如此？该着换一条道路，换一种走法，换一种活法。
记得陈忠实《白鹿原》，黑娃由当土匪归顺保安团后，“第二天早晨，黑娃起来时已不见新娘，走到厨房门口，看见她一手拉着风箱，一边在膝头上摊开着书本。黑娃洗脸一毕时，她先给他递上一杯酽茶，接着端给他一碗鸡蛋。黑娃喝了口茶，又捉起筷子，挟住一个鸡蛋随即又沉入碗中，仰起头说：‘我从今日开始读书。’”自此黑娃大彻大悟开始了脱胎换骨的修身，摒弃过去那些土匪习气，让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胚子，使其变得温文尔雅，至其投了共产党后当了副县长反而以“土匪匪首残害群众，围剿红三十六军和杀害共产党员”三条捏造的罪状而被枪毙，而白孝文那种无赖却稳坐县长位置。我又想起大爷倒还算是个读书的，就因为他读书中毒却走上了国民党那条不归路。看人家郑务聚就高中毕业，做官做得比谁都明白。看人家王地锡也是高中毕业，白道黑道都混得那么游刃有余。
想到这里，又是一股无明的烦恼，读书干啥？32岁的人了，又在个乡镇，仕途眼看没有指望，究竟怎么办？不管那么多了，先这样打发无聊再说。
多少个孤寂的夜晚，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沉思之日，回想过去，看那乡镇那一个个跳梁小丑，好丑陋好可笑。大大小小无非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个玩偶，玩人家和被人家玩。一颗浮躁的心开始慢慢尘埃落定，迷茫慢慢变得清晰。朋友常隼的一个电话，给了我走出乡镇的一个跳板。
“兄弟，怎么样？很久没给你打电话了？”是研究生时我的师兄常隼。
“兄弟，一般啊，说实话，下来呆够了，回潍坊人民医院没脸回去，其他单位去不了。现在是混啊！你怎么样？”我无奈地叹着气。
“兄弟，我还好，正在做着赵院长的博士。你也考博士吧，这怕是你唯一光彩地离开乡镇最好的路子了。”他说。
“有道理！有道理！”我思悟着他的建议。告别了无聊，告别了寂寞，告别觥筹交错的迷离，我不会再那么傻乎乎地为敬领导喝了一斤白酒呕吐难受去医院打吊针，因为我清醒地知道那个领导以后是不会认识我的。为了那个寂寞的追求，我开始圆滑地应付郑务聚安排我的那些诸如“管理草莓市场、胶河工程改造、白羊山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不是不做，做得没有科技园那么棱角分明了。现实和目标迫使我如同庖丁解牛，既要游刃有余又要学会进攻的躲避。现实逼得我像故乡使狗河中的鹅卵石经过岁月流水的冲蚀而带着些成熟和圆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