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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权利必须建立在一种约束的条件下，比如他们应该完成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谈论此事。”这是一位在大学当人文教授的学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儿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逃学生。年轻的教授是在恢复高考后圆大学梦的老三届生，他的体会非常深切：“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尤其是现在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高学历，就意味着你失去社会对你的尊重与选择。设想一下，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你想让社会来重用你，那除非在你通过无数次、无数年的艰苦拼搏后才有可能，而有高学历者可以在走出校门时就获得社会所给予你的这种机会。难道我们作为家长的，有谁真心让自己的儿女在无尽期的努力与等待中由社会来承认和选择他吗？不会。那样的代价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与民族所不允许的。”
不能不说这位高谈阔论的学者说的没有道理，但谁又能为我们的孩子想一想呢？
“剥夺了权利，剥夺了自由，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就成一种机器？一种让家长、让学校、让一个用先前的特种模式早已为我们设计好的社会来造就我们未来的一代吗？这就是你们大人们天天说的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吗？再说，当我们一个个变成考试机器后，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幻想、我们的灵智、还有我们的爱情都被泯灭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是可以吸引我们生命活力的源泉？死吧一做一具还有心桃的僵尸吧，阿门。”
学生们这样告诉我。而我也正想用实例来回答不少家长和老师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固执。
实例之一：《贵阳都市报》刊发的一位中学生
◆留给父母的遗书：
敬爱（的）爸妈：
我已不存在，请不要悲伤。我很对不起你们，请原谅。
我知道你们把我养这么大很辛苦。但是呢，我又没有报答过你们。我的成绩从来没好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有想死的念头，我曾经有过几次想死，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过早地死去，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彻底地绝望，并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我己感到，我是一个废物，样样不如别人。而且由于没有交成绩册和补课本，（老师）没有（让我）报到，也没有（发给我）课本，今天我们班上来了个新生，侯老师对他讲：“后面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差生……”我想，我已被老师列入差生行列了。我也感到很绝望。下午，我去问老师，星期一交行不行？据同学说，他假期作业有两道数学题没做（没有通过小组检查），老师说：“不行，今天不交星期一就不准上课。”我真的绝望了。
我也想过，我一死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呢？有坏处、有好处，我一死，会给你们精神上加了不少压力，好处是我一死，你们可以节约一大笔钱，你们可以不用愁我的开支，你们可以尽情地游玩，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而不用为我担心。我死了，也不要传开来。因为会带来别人所讲的闲话，使你们很不好。如果真的很想我，便给我写信，你们尽情地玩乐吧，你们也不要想不开，存折密码是1122。来生再见。
李渊
97．2．20 10：17
另加一句：妈妈，不要责怪爸爸，爸爸也不要责怪妈妈。
记住。
据贵阳的市民讲，李渊死后八天，报上刊出了这封遗书，几乎所有的贵阳人都为如此懂事的小李渊惋惜和痛心。李渊是位中学生，他的遗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死因并不复杂，但却令人深思。那个老师简单而又残酷的一句“差生”和一个“不交作业就不让上课”，使早已对死读书和以分数论优劣而绝望的小李渊产生了想死的念头。而李渊对死所表现的那种冷静和死之前周到地为父母考虑的那种成熟，更使我们为失去这样的好孩子而痛惜万分！
我们从遗书中不难看出，虽然李渊只是个中学生，但他有思考和处事的成熟的一面。同样，在他的眼里，人生尽兴地玩乐是最大的难得、最大的幸运、最大的幸福——他因此用一句听起来十分幼稚却无比真诚的“你们尽情地玩乐”来祝福自己的父母。读到这里，我们都能感到中国的孩子们因为上学而受到的心灵创伤是何等的严重！
实例之二：见《北京晚报》1999年1月26日报道（记者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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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生杀死亲生母亲
本报讯：一个十九岁的中学高三生在没有深仇大恨和严重矛盾的情况下，竟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后碎尸抛入湖中。昨天下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朱宇故意杀人案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昨天下午的庭审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被告人朱宇被带上庭后，人们发现他还是一个脸上显露着稚气的男孩，然而当他用平静的口吻叙述所做的一切时，人们被深深震惊了。
今年十九岁的朱宇正在上中学，面临着高考，他的家庭物质生活优裕，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对他寄予了厚望。然而去年3月，朱宇萌生了杀母的恶念。朱宇说他对母亲的不满是从1996年开始的，当时他父亲因肝病住院，后来终因病重去世，他认为父亲的病本来是可以救治的，但母亲怕花钱多没用好药，所以父亲才死。父亲死后，母亲与一个男人来往密切：朱宇认为母亲就是为了这个男人而不去救父亲，平时因朱宇的母亲对他学习管得很严，母子俩经常争吵。去年3月25日，朱宇交女朋友被母亲反对，两人又爆发了一场争吵，朱宇在这一天起了杀心。
朱宇找到同学崔楠，把杀母亲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帮助一起干。由于两人是好朋友，崔楠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朱宇翻阅了一些案例资料和有关人体生理解剖方面的书籍，接着买了一瓶镇定剂和一盒感冒冲剂。3月28日中午，朱宇的母亲匆匆从外面赶回家中，不顾自己感冒，准备帮助儿子温习政治，准备考试。朱字佯装关心母亲，就去冲了一杯感冒冲剂，他把碾碎的镇定药放在冲剂里，母亲喝了药，不一会感到很困，就进屋睡了。朱宇在屋外耐心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母亲睡得完全没有知觉了，他和崔楠用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猛勒母亲的脖子，又割开了她腕上的动脉，杀死了亲生母亲。
朱宇和崔楠将他母亲的尸体肢解了，第二天早上抛入一公园湖中。然后朱宇到派出所报案说他母亲失踪了。接着他找人打开了母亲放在家中的保险柜，拿出一张八万元的存单，兑换了现金，给自己买了BP机、手机等物，并且筹备着用这笔钱开一家咖啡厅，直到去年4月16日，他被公安机关怀疑并拘捕。
在庭审中，北京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何桂深律师担任朱宇的辩护人，他认为由于父亲过世，高考紧张，和家长缺乏交流，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等原因，朱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人格障碍，使思维意识逐渐偏离了现实，导致了他杀母的罪行。
朱宇的事同样引起了北京市广大市民的强烈反映，《北京晚报》在披露此事的那几天里电话不断，因为法庭审理此案时正值当年高考生紧张复习的最紧要关头。据值班编辑介绍，市民们的来电中，除了一部分人觉得朱宇这样连亲生母亲都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且杀害之后又采用恶毒的手段，必须严刑制裁外，很多人指出：朱宇杀母的根源正是朱宇的母亲太看重和逼迫儿子的高考学习。有位与朱宇同时正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像朱宇杀亲生父母的心他们同学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大人们为了让我们考上大学，简直把我们当作牲畜一样对待，我就被父亲用皮带抽过好几回。当父亲在空中挥动皮鞭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真想拿起刀砍断他的手，并且在他知疼的那一刻再问他一声：我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是，你就不应该对我这样狠毒；如果不是，那你这样打我，我就可以杀死你，公安局找我算账时我不怕，因为我是在自卫……”一位高三同学用亲身的感受谈了自己对朱宇事件的看法。
在写到朱宇这件事时，朱宇这位只有十九岁的高中生，已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我与审理朱宇一案的法官和熟悉他的人进行了交谈，问他们朱宇杀母与他母亲对他的高考期望值太高，有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法官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朱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