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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儿皇帝，也是不行的。道理很简单……〃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也就只能是出兵将其〃剿灭〃（如南唐之亡于宋）。当然也有倒过来的，即剿灭者反被剿灭（如明之亡于李自成的大顺或多尔衮的大清）。反正，谁要主张〃皇帝轮流做〃，谁就得亮出自己的拳头来。
显然，没有共，也就没有和。在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既然没有〃共和〃（选举换届）的体制和机制，那就只有〃革命〃（革除天命），而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改朝换代），则无一不是〃暴烈的行动〃（暴动）。即便是晋、宋那样的〃禅让〃，其实也是有武力作后盾的。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非如此则革命不能成功。所以，主张共和的孙中山最终也得办黄埔，建党军。总之，中国历史上只有〃互斗〃，以及互斗之后的〃臣服〃，没有〃共和〃（和平竞争，共享政权）。
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包括两个朝代之间和他们周边的小王朝，几乎无一不是靠武装力量打出来的。这个传统至少从周代就开始了。周人得为〃天下共主〃，就是战争的结果。尽管周人在夺取了天下之后也希望和平，并创造了类似于联邦或邦联的〃邦国制度〃，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共和，反倒继续走向战争。因为这个〃联邦〃或〃邦联〃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下共主〃……天子。这个〃天之骄子〃是谁都想当的。而且，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也是当得上的。于是只好再打。先是打出〃五霸〃； 后是打出〃七雄〃，最后是打出一个〃始皇帝〃。从此，中国就踏上了通过武装来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不归之路。正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泽东《 贺新郎· 读史》 ）。
这就注定了这些王朝不可能实行共和制度。因为共和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和平，而王朝信奉的却是武力。这是那些开国皇帝们的信仰，也是那些割据的军阀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和〃准皇帝〃们的共同信仰。他们不相信一个政权可以通过谈判来建立，更不认为自己夺取的政权有什么理由要与别人〃共和〃。他们信奉的是〃打江山，坐江山〃。也就是说，这江山既然是老子千辛万苦打下来的，当然就该老子独享，凭什么要和别人分享、共享。岂但不能分享、共享，而且要将一切有可能妨碍其独享的力量，统统用武力予以剿灭。最后的结果，当然只能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甚至独裁专制。等到所有的反对力量都表示臣服，天下真正归于一统后，便大体上可以告别〃乱世〃，并有希望进人〃治世〃了。
因此我们不必为东南互保的坐失良机，联省自治的中途夭折，国共合作的谈判破裂而遗憾，也不必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成王败寇、改朝换代而扼腕。历史毕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而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传统只给了中国人两种选择：要么天下一统，君王专政；要么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相比较而言，前一种选择似乎更好。这其实并不能怪谁。
实际上，自从启废禅让，天下为家，邦国和帝国的历史上，就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选举换届〃，也没有〃共同执政〃。〃共和〃这个词，倒是有的。据《 史记· 周本纪》 记载，西周时，厉王昏暴，民众造反。王出奔，国无君，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号日〃共和〃，凡十四年。这就是所谓〃召周共和〃，常被人用来证明中国也曾有过共和传统。以〃共和〃二字翻译republic ，即典出于此。然而这段史实不但其事可疑，而且昙花一现。我们知道，关于〃西周共和〃，历来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司马迁《 史记· 周本纪》 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另一种则是《 汲冢纪年》 和《 鲁连子》 的（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按照后一种说法，则根本就没有什么二相或诸卿共同执政，只有一个名叫〃和〃的〃共伯〃（共伯名和）当了摄政王（共伯和干王位）。而且，按照第一种说法，厉王死后，召、周二相即共立太子为王（即宣王），并把执政权还给他。可见〃召周共和〃即便是实，也不过权宜之计。相反，他们的还政于君，恰恰证明君主制才是〃正宗〃，共和制不过〃异类〃，而且绝无仅有。
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成为惯例。我们知道，无论君主还是共和，都有一个授权问题。君主制讲〃君权神授〃； 共和制讲〃治权民授〃。召周二相的共同执政，却既无上天的授权，也无民众的授权，甚至没有君主的授权，这就不但不是〃共和〃，反倒有〃僭主〃嫌疑了。这是他们最终要交出权力的原因……害怕被视为〃乱臣贼子〃，天下共讨之！
其实〃召周共和〃与其说是〃共和〃，不如说是〃共摄〃（共同摄政）。它连徒有其名的共和都谈不上，因为并未废除君主。更何况所谓〃共和〃，远非仅仅就是共同执政。共同执政如果不是经由国民同意、向全社会开放并受宪法制约，那就不是共和，而是寡头政治，只不过由〃一人独裁〃变成〃多人专政〃而已。这正是古典共和必然失败，古典共和国最终变为帝国（如罗马）的原因之一。因此，现代共和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即民主与宪政。前者解决授权问题，后者解决限政问题。而这两个要素，也同样为中国政治传统所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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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共和之路 五 民主与宪政
与共和一样，民主也被看作是一种古老的理想和传统。就中国历史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乡饮酒礼〃。所谓〃乡饮酒礼〃，就是诸侯或卿大夫定期邀请国内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在斛筹交错中就军国大事进行政治咨询，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协商会议〃或〃元老会议〃。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定期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也有效益。在当时，这些与会的〃社会贤达〃们大约也是能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的（后世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礼仪），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城邦民主制政治〃（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
其实，这同视召周摄政为共和一样，也是以今例古，可以商量。正如召周共和只是共摄不是共和，乡饮酒礼也只是协商而非民主。民主当然包含协商，但协商却并不即等于民主。民主的目的不是要〃商量事情〃，而是要〃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在民主的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必须由人民（或公民、国民）授予，未经授权的任何政权都是非法，这就叫〃主权在民〃。而且，授权一旦变更，执政者就必须交出权力，这就叫〃可以让渡〃。〃主权在民〃和〃可以让渡〃是民主的关键，选举换届即是其具体体现。如果主权不在民，或理论上权力不可以让渡，即非民主。
这又是中国没有的传统。不错，中国古代是有所谓〃民本〃思想，但〃民本〃（国本在民）并不是〃民主〃（主权在民）。民主分的是〃主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民本分的是〃主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何况〃君轻民贵〃也只是理想，不是事实，事实是〃君贵民贱〃。君至贵，也叫〃至尊〃（九五之尊）；民至贱，也叫〃草民〃（草芥之民）；君为主，叫〃君主〃；臣为仆，叫〃臣仆〃；君为父，叫〃君父〃；臣为子，叫〃臣子〃。请大家看看，这里面哪有什么〃主权在民〃？ 明明是〃主权在君〃。而所谓〃民本〃，则不过是以〃子民〃为执政的〃本钱〃罢了。或者说，是他们的〃载舟之水〃而已。
显然，君主不是〃人民之子〃，而是〃天之骄子〃；官员也不是〃人民公仆〃，而是〃民之父母〃。一个有民本思想的〃父母官〃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民做主〃与〃为人民服务〃完全是两个概念。服务者是〃公仆〃，做主的却是〃主宰〃。〃为民做主〃虽较〃荼毒百姓〃为好，却仍是〃主民〃，不是〃民主〃。
中国历史上既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也没有〃人民授权〃的制度（君权神授的仪式倒是有的）。历代王朝（包括小朝廷）的执政权，没有一个是人民授予的，而是执政者自己巧取豪夺来的。宫廷政变即是巧取，逐鹿中原即是豪夺。巧取者少，豪夺者多，但无一经由民授。当然，一旦获得政权，执政者也会标榜自己的天下得之于民，谓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