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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失道而后德〃。道，就是氏族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精神。它的特点，是财产公有，酋长公选，社会讲究公正、信义与和平，即《 礼记· 礼运》 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结果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有的人都是亲人，或被看作亲人，也都能得到应有的抚养、赡养和亲爱。这就叫做〃大同〃。后来，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了（大道既隐），部落公有变成了家族私有（天下为家），所有的人都只顾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生产劳动也只为自己（货力为己），公权力也变成世袭（大人世及），圣人们只好出来制定礼仪以为规范。这就叫做〃小康〃。启废禅让是〃小康〃的开始，西周封建则是〃小康〃的既成。这时，原始的、素朴的道德既已沦丧（大道既隐），就不能再讲〃道〃了，得讲〃德〃。
事实上西周思想家强调的也正是〃德〃。从周公到孔子（孔子是西周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明德〃、〃事德〃、〃敬德〃、〃好德〃、〃有德〃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这其实是一种无奈。庄子说，河水干了（泉涸），鱼们来到陆地（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吹湿气和吐唾沫的办法来救助对方（相呴xu以湿，相濡以沫），这当然很道德，很感人，但又怎么比得上根本就用不着救助的〃相忘于江湖〃（ （ （庄子· 大宗师》 ）？可见人们提倡道德，只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不道德了。现在，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高扬道德的旗帜。更何况，周夺殷人之天下，不标榜自己有德，不鼓吹上天〃唯德是辅〃，就没有办法维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德治制度〃诞生的原因。
不过，西周的〃德治制度〃并不只讲〃德〃，还讲〃礼〃和〃乐〃。因为道德作为一种对内心世界的规范，是无形的。用来治理国家的东西，却必须有形。因此还得要有〃礼〃。礼，包括礼仪、礼节、礼貌、礼法、礼教，其实就是一系列行为规范。它的作用，是能将〃德〃落到实处。那么，为什么还要有〃乐〃呢？因为〃礼〃是一种秩序，是文明对野蛮的镇压。这就要用〃乐〃来调剂、平衡。乐，既指音乐，也指快乐，也就是要求〃以德治国〃必须音乐般和谐，收到上下秩序井然（礼），人人心情舒畅（乐）的效果。按照周公对这种制度的设计，德为礼之本（根本）； 礼为德之表（表现），而乐为礼之辅（辅助），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德；两个基本点，就是礼乐。礼辨异，乐统同，礼讲秩序，乐讲和谐，它们共同为德治服务。德治抓根本，礼乐来实施，因此又叫〃礼乐制度〃。
这是一种必须持之以恒予以认真实践的制度。否则，〃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论语· 阳货》 ）。可惜，春秋时期的情况，恰恰就是〃礼坏乐崩〃。这个时候，再讲〃德〃，讲礼乐，就没什么用。于是孔子讲〃仁〃。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 论语· 阳货》 记载孔子的话说，礼，难道就是祭祀礼仪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难道就是音乐舞蹈吗（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然不是。是什么呢？是〃仁〃啊！不仁，要什么礼乐，又怎么对待礼乐？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 阳货》 ）。显然，仁，是比礼乐更重要的东西。现在，礼坏了，乐崩了，道德沦丧了，只有〃仁〃才能救助，也只有〃仁〃才能救赎。这就叫〃失德而后仁〃。
战国的情况就更糟糕。不仅是〃礼坏乐崩〃，而且是〃杀人如麻〃。这时再讲〃仁〃，就未免滑稽。因此孟子讲〃义〃。义，是一种带有杀戮性质的东西。因此有〃大义灭亲〃，没有〃大仁灭亲〃；有〃义无反顾〃，没有〃仁无反顾〃。仁，是一定要反顾的，也是灭不了亲的，因为仁的本质就是〃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它至多只能牺牲自己（杀身成仁），无法对付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在战国时代，要对付的正是别人（也包括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所以不能再讲〃仁〃，要讲〃义〃。这就叫〃失仁而后义〃。
到了荀子的时代，连〃义〃也讲不成了，只好回过头来讲礼乐。《 荀子》 一书中既有《 礼论》 ，又有《 乐论》 ，就是这个原因。这就叫〃失义而后礼〃。结果，是讲出了一个儒家的反对派……法家（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法家既不讲仁义，也不讲礼乐，讲刑律。因此，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失礼而后法〃。而这时，也正好就是帝国的前夜。
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面试行〃法家法治〃的王朝。使用〃法家法治〃这个词，是为了将它与本来意义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严格地区分开来。事实证明，这种残暴的所谓〃法治〃根本行不通。它甚至被当作〃暴政〃的同义词。不但被统治者忍无可忍，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以为然。无奈，帝国的统治者们又只好去实行儒家所主张的〃德治〃，这正是〃独尊儒术〃会取代〃焚书坑儒〃的原因之一。
不过此刻的情况，与周公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历代王朝实行的，也与其说是〃德治〃（道德治国），不如说是〃礼治〃（伦理治国）。德治和礼治原本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德治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性，礼治则更注重礼仪、制度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显然，礼治比德治更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表面性。因此，在德治时代后期，人们勉强维持的，也不是〃德〃，而是〃礼〃。就连孔子，也认为如果实在保不住道德，能保住礼仪也不错。据《 论语· 八佾》 ，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曾向先生建议，说以前诸侯每月初一都要杀一只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现在他们既不祭庙，又不听朝，只有羊照杀。既然如此，不如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孔子却说，阿赐啊，你心疼那羊，我却痛心这礼（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礼是德治的最后防线，也是德治的底线。
其实，帝国的统治者要的也只是这一条底线。对于他们来说，是用〃法〃来治国，还是用〃礼〃来治国，本质上都一样，都不过〃圣君之实用也〃，只看哪个用得顺手。经过比较，发现还是礼治好用。因为〃礼〃的核心，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而帝国要求的秩序，也正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别内外就辨华夷，定亲疏就爱家人，序长幼就孝，明贵贱就忠。帝国的要求原本不高，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谦谦君子。只要官员都能忠君爱民，百姓都能安分守己，也就天下太平，何用许多？
于是，正如周公旦把道德变成了伦理，汉武帝也把伦理变成了政治。在汉以及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那里，〃德治〃实际上被规定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规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规范。这些等级和规范后来就成为历代立法的依据，唐律更是以重教化、重公权、重等级、重伦理而著称，即不但如黄仁宇先生在《 万历十五年》 一书中所说，是〃以道德代法制〃；而且在我看来，还是〃以伦理代道德〃。所以，正如帝国之法非法，帝国之德也无德。帝国的法律并不是法律，而是规矩，也叫法度、法纪。帝国的道德也不是道德，而是伦理，也叫伦常、纲常。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帝国的制度是〃伦理治国〃。
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这倒是十分符合帝国这个集权社会的性质。但是，由于这种集权被说成是德与礼，也就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一种〃非典型暴力〃。对君父的无条件服从被说成了一种爱（敬爱），对臣子的无限制占有也被说成了一种爱（慈爱），仿佛整个帝国都变成了〃爱的乐园〃。然而统治者自己却心里有数。汉宣帝刘询就曾对他的儿子刘姡В春罄吹暮涸郏┧担骸ê杭易杂兄贫龋疽园酝醯涝又魏未咳蔚陆蹋俊ㄕ獠攀钦婊啊Ｔ矗悄歉龅赖拢亲哦愿冻济竦模约喝纯梢圆唤玻蛘呦虢驳氖焙蚪玻幌虢驳氖焙虿唤病＜幢憬病ㄍ醯馈ǎ膊还谌硕浚亲永锘故恰ò缘馈ǎ淦淞吭诮病ㄍ醯馈ㄊ笔恰ㄉ瓢浴ǘ选Ｓ胫喽杂Γ胤缴夏切┣咳ㄈ宋锞徒小ǘ癜浴ǎ嗉础ǖ赝飞摺ā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