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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的史料学家尽可以继续去考证和争论武昌首义第一枪是谁开的。是熊秉坤，还是罗金玉、金兆龙、蔡济民？是在工程营，还是在辎重营？但我以为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枪迟早是要打响的。不在武昌打响，就会在别的地方打响；熊秉坤或罗金玉不开枪，也会有别人开枪。用句俗套的话说，他们不过是〃替天行道〃。或者说，在做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在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因此，弄不清谁开了第一枪反倒更好，因为这种不能确知和无法确证，恰恰证明大清王朝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只用一个手指头轻轻一推，就全线崩溃，轰然倒塌，而且一朝倾覆，便再难回春。
帝国，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
于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国制度的这个缔造者。的确，两个王朝的覆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起始于偶发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级军官和士兵发难。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结果〃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最后各种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将那王朝颠覆。也就是说，贾谊《过秦论》的描述，是可以借用于大清之亡的，只不过不是〃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是〃党人与军阀遂并起而亡大清矣〃。秦是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王朝，清则是最后一个。两个王朝的灭亡都是一触即溃，都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毁）〃，此天意耶？民意耶？
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无疑是被自己灭掉的，因为它实在太暴戾。只要重读一下《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就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无路，什么叫铤而走险。那真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用陈胜的话说，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云云，倒在其次。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条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义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远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宫赋》说，秦和六国一样，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爱护人民。结论很简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那么，我们能照着说一句〃灭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义也〃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
有证据证明，大清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晋，清就至少过得去。实际上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纽（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清代也有祸乱，但多为边衅，且未动摇国本。民族关系和民生状态也还对付，至少不像元代那样种族歧视，民族仇杀，或像汉代那样连年饥荒，人相竞食。清，当然也有弊端，也有问题，也有不得人心之处，却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那样罪该万死。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六章还要细说。然而，当武昌首义，湘省独立，举国上下风云激荡，清廷皇室一筹莫展时，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复武昌，中兴王朝〃的袁世凯〃挟寇自重〃，趁机要价；其他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见死不救，作壁上观；谁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儿寡母的死活。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就有十四个省份宣布独立。可见这些省的军民官绅，已将大清王朝视若沉船，只有人弃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却无一人救难。于是星星之火，至于燎原，一夫之难，竟成灭顶之灾。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这就印证了湖广总督瑞＇U1＇的说法。此人在起义发生之后没多久，就携带家眷逃到了楚豫兵轮上，并在当天深夜向内阁、王大臣们发出密电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本来，作为临阵脱逃的疆臣，瑞自然要极力推脱罪责，但这话倒未必尽是不实之词，顶多略有夸大而已。
因此有史家断言：大清已〃民心尽失〃。
抽象地说，这也可以成立。问题是，大清为什么竟会〃民心尽失〃？它为何而失，又失在何处，失在何时？不能说大清王朝早就失去了人心，也不能说它的〃国难〃从来就没有人救，更不能说这种见死不救，仅仅是出于满汉之间的民族仇隙和幸灾乐祸。1851年7月，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起义，两个月后即攻克永安，建立〃太平天国〃，册立诸王。次年又突围北上，于1853年初攻克武昌，同年3月占领南京。江南一带，亦次第失守，正所谓〃一夫作难，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击。从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间鼙鼓动地，烽烟四起，神州板荡。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将战火蔓延到十六个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问鼎京畿，差一点就把大清变成了大明。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袖手旁观，更没有趁乱而起，瓜分天下。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靠着不过是些民兵乡勇的〃团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湘军），屡败屡战，九死一生，终于为大清帝国扳回败局。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崛起的〃中兴名将〃，无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如李鸿章，如左宗棠，如胡林翼。汉人，并没有不把大清看作自己的王朝。
那么，这一次，怎么就没人做曾国藩呢？
袁世凯不做曾国藩，自有他个人的原因………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然比做〃大清帝国〃的什么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国藩，则另有缘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义之后，朝廷曾有意调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征剿，该镇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召集会议说：〃湖北之变，为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以此倡议号召天下，凡属同胞，都会支持。〃如果贸然前往镇压，必定是〃胜则自残同类，败则死无指名〃。结果是，这位清军将领不但不去打革命党，反倒于10月29日在滦州发动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逼清廷让步。当时的民心，由此可见一斑。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武昌首义的1911和金田起义的1851都是辛亥年，但两个〃辛亥〃并不可〃同日而语〃。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孙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因此，如果让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进行选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在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在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他们却可能选择后者。
实际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正是民主、宪政与共和，使英国和日本那样的〃蕞尔岛夷〃战胜了我〃天朝大国〃。因此，要想〃富国强种〃，就非得〃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不可。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实施变革，倒也罢了，偏偏它又反应迟钝，一味拖延，出尔反尔，毫无诚意，屡屡失信于民。那么，请问还有谁愿意来救助这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呢？
毫无疑问，对于共和的上述理解，现在看来已嫌肤浅。但在当时，却足以颠覆国人头脑中固有的皇权思想与帝制观念。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份里，不少人都有幡然省悟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既看透了大清，也看透了专制。结论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大清绝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绝对权力。唯一的选择是革命。显然，无共和思想，则无武昌首义；无武昌首义，则无大清之亡。如此说来，大清之亡，岂非亡在制度？
事实上，清之亡也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