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基础，对外〃鹰击为治〃，平南越，征朝鲜，伐匈奴，通西域，使大汉声威远播海外，王朝国势达于顶峰，也使他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历史坐标。
平心而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基本上都不过是利用前人奠定的基础，完成前人未竟之事业。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汉武帝的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全凭从惠帝、高后到文帝、景帝数十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和国家财富。甚至就连软硬兼施的治国方略，也是其先祖留下来的，只不过被他用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而已。
那么，汉武帝就没有〃创造〃吗？有。比如〃独尊儒术〃就是。
据《 汉书· 董仲舒传》 ，这事原本起因于董仲舒的一次对策――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所谓〃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绝不是董仲舒一时兴起的随口建议，也绝非汉武帝一时冲动的胡乱拍板，而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与民间思想之间最成功、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交易。我们知道，这次交易的有效期竟长达两千多年。因此，它只能是双方长期探索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董仲舒是乙方的代表，他代表着一种学说和一个阶层。这种学说就是儒学，这个阶层就是〃士〃。士，原本是邦国时代最低一级的贵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他们都是〃领主〃。士却没有领地，顶多有一块没有主权和治权的田地（士食田）。没有领地，所以没什么家产。因为是贵族，所以不事生产。没有家产又不事生产，就只有〃寄生〃。所以士的依附性极强。他们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事实上，士的安身立命之本，无非修齐治平。修，就是修身；齐，就是齐家；治，就是治国；平，就是平夭下。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后面三件事则分别是大夫、诸侯和天子的，但需要士来帮忙。也就是说，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学成文艺武艺，这就是修身；然后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辅助诸侯治理邦国，这就是治国；协助天子安定四海，这就是平天下。总之，士一定要有所作为，也一定要有所依附。于是，文士便依附于诸侯大夫，替他们出谋划策（也兼做文秘）； 武士便依附于霸主袅雄，替他们出生人死（也兼做刺客）。而且，由于士没有不动产，所以流动性很大；又由于他们有一技之长，所以颇受欢迎。因此，士们便朝秦暮楚，出将人相，游走于各国之间，号称〃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王充《 论衡· 效力》 ），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股十分活跃的力量。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士虽然没有领地，也没有主权和治权，却有自由人的身份和一身的本领。而且，正因为他们没有领地，也就没有拘束，反倒比天子、诸侯、大夫自由，当然可以今天依附这个，明天帮助那个。但是，邦国制度解体，天下归于一统以后，这个活跃的力量就成了帝国的不安定因素。这时，做文秘的文士已成为儒，做刺客的武士已成为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为集权制度所不容，于是有汉武帝的剿灭武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惜，侠也好儒也罢，都剿不胜剿。他们就像那〃离离原上草〃，当真〃一岁一枯荣〃。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跳出来破坏捣乱，包括侠的无法无天和儒的胡说八道。
何况武侠可以剿灭，儒生却不能杀光。因为武侠的任务可以由军队来承担，儒生的工作却无法由吏员来完成，除非那吏员原本是儒生（文官）。我们知道，帝国作为权力社会，它在本质上是〃文治〃的（即依靠权力这种非典型暴力来维持统治）。既然本质上是〃文治〃，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了。所以儒生不但不能〃剿〃，还得〃用〃。问题在于，从邦国时代过来的儒生还保留着自由散漫和仗义执言的个性。因此，如何让这些搞惯了〃自由化〃的儒生为其所用，是帝国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儒生也在寻找出路，而最好的出路莫过于为帝国效劳。这一点他们倒大多想得通。第一，儒生作为〃毛〃，总归要依附在一张〃皮〃上。附在诸侯身上是依附，附在皇帝身上也是依附，没什么两样，而且附在皇帝身上更体面，再说除了皇帝也没别人可依附。第二，儒生饱读诗书，原本就是要为政治服务，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不为帝国效劳，岂不是浪费？第三，儒生的抱负，如前所说，从来就是〃修齐治平〃。现在，身已修好，家无可齐，如不〃平治天下〃，如何施展抱负？而如不投靠帝国，又如何经世济民？再说，如果这样一些知书达理、通晓先王之道的人不去治理国家，却让昏官武夫胡作非为，则奈天下苍生何？于心不忍啊！
有了诸如此类的〃正当理由〃，儒生便认为应该尽可能主动地投怀送抱。因此，汉高祖天下初定，叔孙通就赶去效力；汉武帝金殿问策，董仲舒就对答如流。一方正要招安收编，另一方也正要卖身投靠，双方各有所需，自然一拍即合。
不能说在此之前就没有人起过这种念头，帝国也应该早就看出了士们既独立又依附的双重性，这是他们能够达成交易的根本原因。然而董仲舒与汉武帝一拍即合，却因于一个更重要的共识，那就是：统一的帝国应该有统一的思想。据《 汉书· 董仲舒传》 ，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孔子作《 春秋》 ，讲的就是天下一统。这是宇宙间的永恒规律（天地之常经），人世间的根本道理（古今之通谊）。可是现在，学说不统一（师异道），议论不统一（人异论），各人有各人的主义（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线（指意不同），皇上不能一统天下（上无以持一统）； 国家无法制定政策（法制数变），人民无所适从（下不知所守），怎么能做到孔子提出的〃大一统〃？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没有统一的思想，哪有统一的帝国？
这是秦始皇也曾考虑过的问题，只不过他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法家思想是一种政治谋略学，用来武装帝王可以，用来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适。法家思想培养的吏员，也只能处理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教化民众则力不从心。像商鞅那样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错特错，思想问题岂是暴力可以解决的？汉初提倡的黄老之学也不行。那种思想倒是温柔，却只能造就清静无为和一盘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统，更不能帮助好大喜功的君王成就霸业和帝业。但是现在好了，董仲舒帮帝国解决了这个难题。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就是儒家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一种蕴含着社会理想的政治伦理哲学。按照儒家的学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又很和谐，既有等级又有诗意。这其实也是帝国的理想――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当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爱礼让〃的诗意，帝国则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儒学当作旗帜和招牌。何况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后，已经掺入了阴阳五行之类的玩意，构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当然地占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这当然很对帝国的胃口。
儒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简单易行。比如〃出必告，反（返）必面〃（出门的时候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后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是什么难做的事情。这就有利于统治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于帝国思想的深人人心。既能尊君，又可愚民，还便于操作，岂有不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之理？干是从汉到清，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就几乎成了儒家的一统天下；而那个原本脱颖于百家争鸣的儒学，则由一家之言的民间思想，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官方哲学。统治者可以用来治国，也可以用来杀人，当然，更多的是用来谋杀各种思想。
董仲舒不愧为〃帝制思想家〃，他确实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找到了一个良策。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思想对人们尤其是对知识阶层的影响。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读书人）也很少参加造反，顶多也就是几个〃落第举子〃混迹其间。另一个可以用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