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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注「上海三次暴动……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两次起义均由于准备不足遭到失败。第三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次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于三月二十二日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第345、362页。」）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注「史迪威（一八八三……一九四六），美国职业军人，曾任美国驻华武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一九四四年被美国政府召回。……第345页。」），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毫不思索地跳起来。
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论事不论脸，同时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健全党内生活（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健全党内生活*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目前辽东党内存在着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这在上面有，下面也有。有的是受人影响，有的是本来就有的。
辽东党内，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先来的，有后到的。形势复杂，又战又和。这就容易发生无原则的纠纷，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之。
我提出下面三条意见。
（一）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
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
被责备者不要一触即跳。“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是否是事实，一见面就清楚了。
（二）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
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
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
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
（三）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
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上消极，这是不对的。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的一部分。」
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去年七八两月，辽东两千干部连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四个工作团一齐下乡，当时只集中打击地主和恶霸富农。七月时，土改工作采取很慢的点点前进、求透不求快的办法。但群众在亲尝了八路军好、中央军（注「中央军原是蒋介石系统对自己嫡系部队的称呼。这里泛称国民党的军队。……第305、349页。」）坏的经验后，又在我军各方胜利前进的形势下，情绪普遍高涨，他们迫不及待，到处请工作团去，开展土地改革。另一方面，辽东在久战之后，急待补充兵源和动员战勤（北满主力大部到了四梅线注「四梅线……即吉林四平至梅河口的铁路。……第349页。」两侧），建立地方武装，肃清土匪。在此情况下，运动速度加快，范围加大。
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七个月中，除秋冬攻势的新收复区外，辽宁大体分了土地，安东（注「龙江省……即当时的黑龙江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等九省。……第303、308页。」）、辽南则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地区分了土地。总的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发动了农民，十万农民踊跃参军，并在基本地区内肃清了土匪。但由于运动扩大过分迅速，阶级划分不清，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佃富农与旧富农不加区别，许多地方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没有严格执行，以及一度打风盛行，死人过多，犯了很多“左”倾错误。直到一月份中央及东北局指示纠“左”，才开始纠正。现在，老区正继续纠偏，新区则照中央指示，首先打击大地主。所有新老区，都以春耕为中心，同时进行纠偏或发动的工作。
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造成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含糊不清。
一、对于贫雇农翻身，在现阶段只能翻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的恰当的认识。现在看来，分了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口以后，基本上已算翻身了。至于牲口还不足等等，只能在以后发展生产中逐步解决。否则，必然打击太多，孤立自己。
二、只看中农对土改犹豫观望的一面，没有充分认识坚定地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