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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郁达夫营救过他的情敌。据说，洪根培曾追求过巴东的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黄小姐，遭到拒绝。不久，黄小姐便跟从新加坡逃难来的一位姓林的青年结了婚。洪根培恼羞成怒，立即向宪兵总部诬告他是抗日分子。郁达夫却极力保护他。此事经过，紫微在《郁达夫被害前后》中写道：“事隔多日，达夫先生来巴东，我暗中问他，原来是这样的：日宪兵约达夫先生到巴东玩。到了巴东，在雨月庄吃饭时分，日宪兵叫达夫先生去叫林君来。林君来了，吃了饭，就被带去了。到了武吉丁宜宪兵总部，达夫先生看情形不对，怕‘苦打成招’，事态扩大，便挺身而出，看管此人，请宪兵交给他。果然，宪兵将林君交给达夫先生看管在巴爷公务。”但是，由此一来，洪根培却对郁达夫恼恨之至，决意施以报复。他收集了郁达夫的许多著作交给宪兵总部，并勾结巴爷公务中华学校前任某校长加以作证。这位校长因不得人心，被校董会解职，曾要郁达夫帮助他保住校长职位。郁达夫没有理他，他便跟洪根培一起陷害郁达夫。郁达夫被告密后，日本宪兵队长叫郁达夫去到宪兵总部，指着堆在那里的著作问他：“这些书是谁作的？”郁达夫一看是自己的作品，便知道出事了，但他却异常镇静地说：“是我作的。”宪兵队长又问：“你怎么又是赵廉，哈哈哈”这样从容不迫的回答，使宪兵队长一时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说：“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郁达夫一听，便知道事情的严重了，但他以过人的才智，应付他说：“啊呀！是吗？怎么你们不先问问我呢？如先问问我，我早就同你们说了。”经他这样一说后，宪兵队长无可奈何，只能表面上显出谦恭和尊敬的神情来。但是，事后却一直严密监视着郁达夫的行动。郁达夫回到巴爷公务后，便将自己被汉奸告密的事告诉胡愈之等朋友。大家都感到郁达夫的处境非常危险，劝他到别处去躲避。然而，达夫却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宪兵每天到我家里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显然我已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作打算。但你们应当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得太大。”这一番话，表明郁达夫在处境极其艰危之时，多么冷静和镇定，而且所考虑的不是自己怎样侥幸逃生，而是朋友们的安全。可见，他的精神境界多么高尚而又伟大！朋友们当时都认为郁达夫的话是对的，但一时又无能为力来为他出一分救助之力，而且只好听从他的意见，各自分散转移。1943年2月底，胡愈之和兹九去了棉兰，张楚琨、高云览则去了巨港。他们走后不久，宪兵总部根据洪根培的密告，在巴爷公务、巴东、石叻班让、望加丽等地，逮捕了十多个华侨，据说都是跟郁达夫有牵连的人。对郁达夫却始终没有逮捕，只是暗中监视，侦查跟他来往的人。但是，他们占用了他的小洋房，叫他住到一个像店铺的房子里。因而，郁达夫日常的行动更加谨慎，碰见朋友故作为陌生人，更不陪同友人在公开场合露面。日本宪兵总部经过大半年时间，到上海、东京等地调查后，终于对郁达夫的情况侦察告一段落。1944年8月的一天，宪兵队长又来到郁达夫家里说：“打电报找你不知用了多少钱。”郁达夫已经习惯于对付他了，随口说道：“钱吗，我这里有，你们要，拿去用吧。”随即又请他们喝酒，喝到他们满足时为止。郁达夫当时对日本宪兵，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但是，对汉奸洪根培却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据紫微说，郁达夫曾亲口告诉他：“不错，他（指洪根培——著者按）离开武吉丁宜去别处，路过巴爷公务，在汽车上，汽车停在路旁，我开了车门，抓他下来打了他两个耳光，我说：‘你再去告我的密！’他当时道歉，说以后不敢再妄动了。”这两个耳光，虽然未能将这一无耻汉奸置于死命，却凝结着郁达夫对于民族败类的切齿痛恨，更是显示出他是一个大无畏的勇士，正气凛然，铁骨挣铮！郁达夫这样教训了汉奸洪根培后，总算出了一口闷气。但是，他感到由此一来，自己的命运可能更是凶多吉少，因而，他平时虽然装出异常豁达、洒脱，但内心却难免暗自忧伤。他的一些朋友已感到他已现出—种“暮气”了。他甚至曾经对友人说过，自己很可能过不了50岁这一关。即是说，他已做好了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思想准备。于是1945年2月13日，他又像往年一样，在他的好友蔡清竹处，写下了一篇《遗嘱》。
在日本宪兵的严密监视下，郁达夫好不容易坚持到了1945年。在这一年里，世界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彻底打败了德意日侵略者，取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郁达夫，已预感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有了决定性的变化。他从侨长蔡承达家中的收音机里，曾秘密收听到了德国法西斯于5月2日宣告投降和于5月8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消息。因而，他断定日本法西斯的完蛋之时也为期不远了。日本法西斯虽然疯狂地挣扎顽抗，但终究敌不过中、美、苏和亚洲各国人民所给予的毁灭性的打击，终于1945年8月15日向全世界宣告了无条件投降。至此，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当郁达夫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万分兴奋，立刻写信要棉兰等地的胡愈之等难友准备迎接胜利的到来。同时，他还召集当地的华侨，组成一个欢迎联军的筹备委员会，做好迎接他们和欢庆胜利的准备工作。可是，郁达夫却万万没有料到，这时敌人还会那么狠毒，竟然于8月29日夜里，秘密把他绑架，而且不久便加以杀害。
那天晚上8时左右，郁达夫在家中和蔡清竹等三位华侨闲谈，商量有关土部朱华侨农场的事情。这时，突然有一个印尼青年跑了进来，说有事请郁达夫出去商谈一下。郁达夫便出去了几分钟，然后又回来向三位华侨说：“我出去一下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后，连穿着的睡衣和拖鞋也未换，就随着那位青年走了。三位华侨一直等了很久，仍不见郁达夫回来，便各自回家去了。到第二天，郁达夫仍然没有回来。那天，何丽有刚好产下女儿美兰，急需郁达夫照护。于是，她托人四出寻找，但一直未曾找到。从此之后，郁达夫便永远失踪了。据后来有人调查，郁达夫那晚从家里出来后，跟那位青年一同到中华街，在一家咖啡店坐谈了一会，两人好像有些意见不合。然后，两人离开咖啡店，向一条偏僻的小路走去。在那里停放着一辆小汽车，有两个日本兵在车上，当郁达夫和那青年上了车后，汽车便开走了。
郁达夫的下落究竟是怎样的呢？现在已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日本宪兵出于害怕郁达夫战后揭露他们的罪行，采取杀人灭口的手段，于1945年9月17日秘密把他杀害的。让我们永远缅怀著名作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郁达夫！同时，应百倍警惕和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第二章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状况 第七节 被共产党误杀的评论家王实味
好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一个党也会这样。正因为一个党会犯错误才能总结教训，才能不让悲剧重演，这也是笔者写这一节的目的。我们固然要歌颂我们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但我们也要正视曾经的错误，只有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才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正确的话在错误的时候说出来也许就是一种罪过，王实味就是这样的一位评论家。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后来，毛泽东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