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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查尔斯·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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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可见，《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
从这个目的出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然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即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笔下，整个革命被描写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
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就笔锋一转，把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茜时，更被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劳雷和卡尔登等。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互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路茜。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这显然是作者设想的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是不切实际的。
《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技巧。《双城记》风格肃穆、沉郁，充满忧愤，但缺少早期作品的幽默。
（徐人望）
第一章 时代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英格兰宝座上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平庸的王后；法兰西宝座上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姣好的王后。对两国支配着国家全部财富的老爷来说，国家大局足以万岁千秋乃是比水晶还清楚的事。
那是耶稣纪元一干七百七十五年。灵魂启示在那个受到欢迎的时期跟现在一样在英格兰风行一时。骚斯柯特太太刚满了她幸福的二十五岁，王室卫队一个先知的士兵已宣布这位太太早已作好安排，要使伦敦城和西敏寺陆沉，从而为她崇高形象的出现开辟道路。即使雄鸡巷的幽灵在咄咄逼人地发出它的预言之后销声匿迹整整十二年，去年的精灵们咄咄逼人发出的预言仍跟她差不多，只是少了几分超自然的独创性而已。前不久英国国王和英国百姓才得到一些人世间的消息。那是从远在美洲的英国臣民的国会传来的。说来奇怪，这些信息对于人类的影响竟然比雄鸡巷魔鬼的子孙们的预言还要巨大。
法兰西的灵异事物大体不如她那以盾和三叉戟为标志的姐妹那么受宠。法兰西正在一个劲儿地往坡下滑，印制着钞票，使用着钞票。除此之外她也在教士们的指引下建立些仁慈的功勋，寻求点乐趣。比如判决一个青年斩去双手，用钳子拔掉舌头，然后活活烧死，因为他在一群和尚的肮脏仪仗队从五六十码之外他看得见的地方经过时，竟然没有跪倒在雨地里向它致敬。而在那人被处死时，生长在法兰西和挪威森林里的某些树木很可能已被“命运”这个樵夫看中，要砍倒它们，锯成木板，做成一种在历史上以恐怖著名的可以移动的架子，其中包含了一个口袋和一把铡刀。而在同一天，巴黎近郊板结的土地上某些农户的简陋的小披屋里也很可能有一些大车在那儿躲避风雨。那些车很粗糙，溅满了郊野的泥浆，猪群在它旁边嗅着，家禽在它上面栖息。这东西也极有可能已被“死亡”这个农民看中，要在革命时给它派上死囚囚车的用场。可是那“樵夫”和“农民”尽管忙个不停，却总是默不作声，蹑手蹑脚，不让人听见。因此若是有人猜想到他们已在行动，反倒会被看作是无神论和大逆不道。
英格兰几乎没有秩序和保障，难以为民族自夸提供佐证。武装歹徒胆大包天的破门抢劫和拦路翦径在京畿重地每天晚上出现。有公开的警告发表：各家各户，凡要离城外出，务须把家具什物存入家具店的仓库，以保安全。黑暗中的强盗却是大白天的城市商人。他若是被他以“老大”的身份抢劫的同行认了出来，遭到挑战，便潇洒地射穿对方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七个强盗抢劫邮车，被押车卫士击毙了三个，卫士自己也不免“因为弹尽援绝”被那四个强盗杀死，然后邮件便被从从容容地弄走。伦敦市的市长大人，一个神气十足的大员，在特恩安森林被一个翦径的强徒喝住，只好乖乖地站住不动。那强盗竟当着众随员的面把那个显赫人物掳了个精光。伦敦监狱的囚犯跟监狱看守大打出手；法律的最高权威对着囚犯开枪，大口径短枪枪膛里填进了一排又一排的子弹和铁砂。小偷在法庭的客厅里扯下了贵族大人脖子上的钻石十字架。火枪手闯进圣·嘉尔斯教堂去检查私货，暴民们却对火枪手开枪。火枪手也对暴民还击。此类事件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刽子手不免手忙脚乱。这种人无用胜于有用，却总是应接不暇。他们有时把各色各样的罪犯一大排一大排地挂起来。有时星期二抓住的强盗，星期六就绞死；有时就在新门监狱把囚犯成打成打地用火刑烧死；有时又在西敏寺大厅门前焚烧小册子。今天处决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明天杀死一个只抢了农家孩子六便士的可怜的小偷。
诸如此类的现象，还加上一千桩类似的事件，就像这样在可爱的古老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相继发生，层出不穷。在这些事件包围之中，“樵夫”和“农民”仍然悄悄地干着活，而那两位大下巴和另外两张平常的和姣好的面孔却都威风凛凛，专横地运用着他们神授的君权。一干七百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