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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鼠乐园的实验，各界反应冷淡，亚历山大应该颇感失望，但他并未沉湎其中。亚历山大不像他的老师哈洛，他并未意志消沉，也没有借酒或药物消愁。老鼠乐园的实验只是人生历程的一个里程碑，他继续思考、计划、参与。
亚历山大加入了波特兰酒店协会，这是一个位于温哥华的机构，它为艾滋病人提供消毒的针头、温暖的住所，让他们死得有尊严。由于老鼠乐园的实验未能引起学界的瞩目，西蒙弗雷泽大学因而撤销补助经费，亚历山大却能泰然处之，转而研究“史上首位心理学家”柏拉图。另外，有保护动物人士抗议其实验室通风设备不良，校方决定予以关闭，整个实验宣告终止。几个月后，实验室通风设备仍未见改善，却重新开放，用做学生咨询场所。亚历山大说：“那样的条件对老鼠不好，给人使用却变得可以接受了！”
他的话语中丝毫没有挖苦意味。实验室关闭，不再研究老鼠，亚历山大开始转向研究历史，检视失传已久的文化，采寻其中的线索，了解为何有人会成瘾，有人不会。他发现在许多时代，物质成瘾的现象几乎不存在，这让他感到相当有趣。例如，加拿大的印地安人还未被西方文明同化时，物质成瘾的比率几近于零。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剧变之前，人民务农维生，与土地共存，那时候几乎没有物质成瘾的问题。
亚历山大发现，成瘾比率提高，并非因为药物更容易获得，而是人心彷徨，不知何去何从。“20世纪末，无预警裁员增加，社区联系变得薄弱，人际关系急剧变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瓦解，工作、技术、语言、国籍、意识形态不断改变。价格、收入及社会互动都不稳定，就连最重要的经济体系也未必能维持良好的运作。有钱没钱都一样。人心错乱，引发了更大的混乱，而且波及脆弱的人际互动网络、社会与实体世界，就连维系心理社会平衡的精神价值也难以幸免。”亚历山大说，失去这些重要的力量，人类就像笼中之鼠，社会失调，心无定向，人们盲目寻求慰藉，不管能否从中得到实质的满足。
追根究底，亚历山大显然放弃了过往的信念，成为了传统的捍卫者。多年来他不断提出前卫激进的质疑，却得到如此保守的结论：我们应该重视人际关系、爱、情感以及由友谊、家庭及工作构筑成的生活模式。现在，亚历山大在温哥华岛上的小农场悠闲度日，写作著述，过着简单的生活。
也许他该邀请总是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克雷勃一起来此度假。亚历山大相信恶劣的环境导致成瘾反应，克雷勃相信决定因素是接触这些药物的机会。两人到最后却目标一致：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用家庭取代帮派，回归传统，为贫乏的文明指引方向。克雷勃这样写：“我们应当致力于消除药物滥用与成瘾现象，使其减至最低程度……美国社会应致力于让所有公民有发展天赋的机会。”亚历山大说：“我们只有教导儿童重要的文化遗产与中心理念，才能有效减少心理病态的可能。”两人最后都谈到了人的尊严，也都深信不疑。
那只海鸥，长着雪白晶莹的羽毛
我希望能提出具体明确的结论。尽管本章讨论的是具体的物质，但最后的结果却虚幻不定，仿佛吸食鸦片后的梦境。根据“实验结果”，艾玛服用镇定剂是为了缓解痛苦，而非追求快乐，所以她应该不会上瘾，但她却上瘾了。根据“实验结果”，我先生不断接触药物，应该会成瘾，但他却没有。克雷勃主张，成瘾比率会随接触机会增加，且提出数据来印证。亚历山大则说，假如他所言属实，种植罂粟花的国家，其人民应该都会上瘾，但事实并非如此。到底有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我决定亲自体验。样本数：1，假设：无。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身处牢笼。我家很宽敞，生活美好，人际互动频繁且健全，但我是自由经济体系里的小卒，和这年头的其他人一样彷徨错乱。我没有宗教信仰，不是大家庭。我打算和亚历山大的老鼠一样，连续57天服用氢吗啡酮，然后停药，看我会怎样。
我吞下两片，再加一片，应该够了，我兴奋起来。微风轻拂脸庞，感觉很舒服。停车场上有只海鸥，长着雪白晶莹的羽毛。我顿时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鸟。
3天过去了，4天过去了，一切都很好。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在晚上服用含鸦片成分的药物，对着月亮发呆，想着好笑又甜蜜的事情。白天，我仔细观察自己，我看起来像一个期待夜晚到来，服用万灵丹的人吗？我渴望那东西吗？我寻找渴望药物的征兆，就像我在怀孕初期，随时注意异常的疼痛和痉挛，因为那可能是流产的前兆。我开始胃痛，对我来说，吗啡是种怪异的甜点，不好吞，也不好消化。到最后，我宁可和朋友吃饭，也不想为一只海鸥而感伤。14天后，我突然停止服药。我有些焦躁不安，还有点鼻塞。不过也许是被女儿传染了感冒！
以下是我这次实验的心得。看你喜欢哪一个吧！
吗啡不一定会导致成瘾反应，而对于戒断期间的生理反应，确实存在过分渲染夸大的现象。
克雷勃也许会说，我的基因健全，所以成瘾的可能性不会提高。
我并未进展到注射药品的程度，所以快感不会提高，内侧前脑束也没有受到密集的刺激，所以没有任何风险。
我不置身于人群，也不在牢笼中。
挑一个，或是都不要。我也搞不懂，只觉得累了。我要回到正常的生活，我的世界并不完美，但已美好到让我感到幸福。
人类的天堂在哪里
最后我打算亲自造访老鼠乐园。我想躺在里头，感受着空间的宽敞，呼吸着杉木木屑的浓重气味。我看到亚历山大保留的木夹板做成的墙面，那是老鼠乐园的布景，上头画着高耸的松树，映衬着背后的蓝天。天空中飘着几朵云，河水奔流注入大海。
老鼠住在这个乐园里，就相当于人住在四季如春的加州，食物来源从不匮乏，没有其他动物虎视眈眈，身旁弥漫着木头的香气，就好像曾祖母的木制衣柜。亚历山大说这个老鼠乐园是正常环境，他说：“我们坚信这个正常环境可以充分满足老鼠的需求，所以吗啡产生不了吸引力。”
不过当我看到眼前的设施，当初还有充足的食物，随时可用的运动器材，怎么都不觉得这是“正常环境”，而是“完美环境”。我相信在实验室外的世界，绝对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也许这就是亚历山大实验的致命伤。他打造了一个天堂，发现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很快乐。但这样的天堂究竟在哪里？老鼠乐园真能反应“现实生活”吗？这样的环境只能证实，我们如果能置身于这个神话般的世界，即可免于药物成瘾，但这样的世界以前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出现，我们只能带着有缺陷的基因，活在不完美的真实世界里。
最后，亚历山大这个情场失意、两度离婚的男人，60多岁时终于和第三任妻子安定下来。他骨子里是个相当浪漫的人，相信老鼠乐园可能出现在真实世界里，相信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同世界，但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这种浪漫的世界观认为，只要提供合适的机会，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所长。而一般的世界观源于怀疑甚至愤世嫉俗的心态，认为世界充满了困难，处处都是牢笼，我们身边全是无形的栏杆。这两种南辕北辙的世界观，同样有说服力，难分轩轾。我相信后者，但我无法证实，也不想证实。
回家后我接到艾玛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终于“摆脱了那该死的药”，还说她再也不用止痛剂了。如果我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告诉他艾玛的故事，我可以想像他一定会大声嚷嚷，想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与他手边资料相抵触的故事。艾玛可能还处于痛苦状态，只是她不承认；也许她看似快乐的家，私底下已蒙上了沮丧的阴影；也许她丈夫并不支持她；也许她工作太认真。亚历山大会把从前和我说过许多遍的话，再拿出来跟我说：“在我3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从没看过一个内在与外在需求都得到很好满足的人会药物成瘾。这绝不可能。你要是找得到，我就放弃所有的信仰。”
我不会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告诉他艾玛的故事。我也不会打给克雷勃，告诉他我先生可以很容易得到药物，但没有出现严重的药物问题。真正的药物战争也许不在街道上，而是在学术界。对于成瘾反应的激烈辩论究竟有何意义？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