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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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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去了天桥,当然,街头艺人早就不复存在,只能从郭德纲相声中的模仿去想象。北京的旧火车站,就在正阳门旁边的那栋老建筑,我在想,姥姥带着母亲等几个孩子,是不是就从这个现在看起来小得不得了的火车站,匆匆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北平,而这一去就是六十多年!

除了姥姥与母亲给我的印象,当然还有来自媒体的画面。

当我第一次在北京住处看到马车,一匹高头大马拉着小车,上面装满了各种水果。这种景象,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台北长大的citygirl来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电视和书里的东西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我激动地掏出相机,上前跟马车合影。

每回坐着采访车出门采访,必定会经过霄云桥的红绿灯,一对中年夫妇常年穿梭在人群中卖报纸。我经常花一块钱买一份《新京报》来看,我几乎忘记我为什么会开始看《新京报》,记忆中是因为它卖得最贵,我对里面的文章风格也较为习惯,因此,几乎天天都在这里花一块钱买《新京报》来看,也算是该报早期的忠实读者之一了。

每回采访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我都会仔细端详。在台湾的电视上,与共产党有关的报道,都会以天安门和新华门的图片作为背景,所以很熟悉。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个地方就是政权的象征,然而亲眼看到,心里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只是感觉到这两个地方穿绿色军装的人太多,那时,对于解放军、武警以及保安的服装都是分不清的。

老实说,在面对各种场合的军人的时候,我心里最开始是很发怵的。记得有一次我迷路了,正好经过一个门口站有武警的机关前面,因为附近没有人,只好硬着头皮上前问路。那武警还没等我走近就非常威严且坚决地挥手示意,要我不准靠近,真是吓死我了。我只好站得远远地用喊叫的声量问路,后来匆匆离去时就怕他知道我是台湾记者把我抓回去盘问。

至于天安门,在我第一次驻点的时光里,我根本没有时间前去,只是在最后一天晚上,我跟一群朋友在什刹海那里的酒吧狂欢后,采访车师傅执意来接我回去。我拗不过他,只好麻烦他在深夜里多跑一趟,上了车,忽然想起这次没去天安门,隔天一大早就走,于是很犹疑地要求李师傅经过天安门,他也爽快,车子一掉头就往那走。

深夜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安全人员外没有任何人,车在毛主席像前遇上了红绿灯,车子停了下来,当时不知怎么想的,我打开了车门,用脚踏了一下,然后很快速地关上车门对师傅说:嗯,这趟也算到过天安门了。

4 饮食上的北京标记

北京食物,肯定也是第一趟北京之行必须要有的行程。

记忆中,姥姥对北京的黄瓜始终念念不忘。每回姥姥做炸酱面时,一边切着黄瓜丝一边跟我说,北平的黄瓜又大又脆又甜!因为我不爱吃黄瓜,对于她每次的唠叨始终觉得,这东西再怎么好吃能好吃到哪里去,姥姥干吗每次都念叨?直到我亲身到了北京,看到胖胖圆圆的黄瓜,以及一口咬下去时的清甜,那一刻我什么都懂了,北京的黄瓜真的很好吃,连榨成汁都有着台湾黄瓜很难有的天然甜味。

类似的食物还有水蜜桃。我个人认为,台湾水果是全世界最好的水果了,但水蜜桃却只有香味没有甜味。即便如此,可能是受姥姥的影响,我很喜欢捧着卖价昂贵的水蜜桃(台湾因为地处亚热带,水蜜桃仅在山上有,蒋经国时期,由退辅会在高山上尝试种植,因其产量小,故价钱昂贵,通常是论颗卖),嗅着香味一口一口品尝。到了北京,当我第一次看到小水果摊上堆积如山的水蜜桃,价格如此便宜,真是难以相信。顺手买几颗尝尝,不到人民币十块钱,这样的价格在台湾恐怕连一颗都买不上,我迫不及待连洗都不洗,擦干净皮就吃,那个清爽的甜、水分充足,让我很难忘。在北京已经住了五年的我,现在对水蜜桃已经没有刚来时的新鲜感,不过每每看到这桃子,就会想起每回母亲买水蜜桃给姥姥,她总是很珍贵地收起来的场景。

至于糖炒栗子,对我而言那更可说是人间美味了。栗子也算是北方食物,在我小时候,卖糖炒栗子的摊,很不容易找到,而且炒出的栗子都很小,皮肉粘在一起,很难剥开,价钱也很贵。每到冬天,遇见卖糖炒栗子的,妈妈总会买上一小包,放在她大外套的口袋里,边走边分给我和弟弟吃,我俩嘴馋地努力剥着皮,但很辛苦才能吃到一点少少的栗子肉,然后便迫不及待向妈妈要第二颗。在我心里,妈妈的大外套口袋像是宝物袋,那个炒出来的糖焦味更是具有致命吸引力,冬天里糖炒栗子就是我暖烘烘的记忆。所以在北京,每到冬天,即便糖炒栗子已经没有那么稀奇,但我还是会买上一包,也像我妈那样放几颗在大衣口袋里,复习着小时候记忆中的甜美与快乐。

糖葫芦是我对北京印象中必不可少的。不过,北京的糖葫芦还真让我大开眼界,那么大一串。台北也有糖葫芦,但都是小巧的个头,而且台北的糖葫芦用料上也没有北京这么广泛,红果、香蕉、圣女果、猕猴桃、瓜子、橘子、苹果,凡是能想到的几乎没有不能拿来做糖葫芦的。

稻香村也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文〃)姥姥会经(〃人〃)常提起稻(〃书〃)香村这家(〃屋〃)老字号的糕点店,各种糕点的名字如数家珍,那个时候我就对这家百年老店十分向往。除了对稻香村店里的南派糕点情有独钟外,北京的一些小吃也让我产生了兴趣,比如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之类。

在北京的饭店吃饭,做选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好多道菜都能堆起尖来,菜量很大,我又经常一个人吃饭,点菜就成了困扰。翻开菜谱,价钱都还算便宜,看到这道菜想点,看到那道菜也想点,但又清楚地知道自己肯定吃不了那么多,只好忍痛放弃几个。

不过说到这,倒要说个我台湾朋友的笑话了。我的摄像也是我好朋友的小翁,是个地道的台湾小孩,但不像我对北京有这么深厚的理解,有回我跟他去餐厅吃饭,他看着菜单忽然很讶异地跟我说,大陆人真了不起,花生还能切成丝喔?我听完当场哈哈大笑!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在台湾,土豆指的是花生,而在大陆,土豆指的是马铃薯。

在北京,豆汁可是一定要尝尝的。虽然我知道那玩意儿味道很怪,但到底有多怪非常朦胧,直到有回跟朋友在餐厅点了一碗。我端起碗,屏住呼吸,喝了一小口,放下,接着用一种气定神闲的口吻对朋友说,好啦,喝过了,就这样吧!心里其实想,喔,天哪,太诡异的味道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在北京的一个好处是能够吃到全国各地的各种名吃,比如保定名吃驴肉火烧。驴肉这玩意,是我爸告诉我的,他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不过,我倒是从来不好奇,只知道在北京可以吃到驴肉。但是弟弟就曾经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吃到过。

那是弟弟回大陆探亲的时候,觉得桌上有一锅红烧牛肉特别美味,肉质细嫩,因此吃了不少。席间有人问弟弟,知不知道是什么肉。当他们告诉弟弟是驴肉的时候,弟弟的筷子上夹着一大块驴肉,正要一口咬下去,听了他们的答案,就说什么也咬不下去了。不过弟弟性格挺变通,想想已经吃了那么多,最后还是把那一筷子的驴肉,稀里糊涂一口咬了下去。

还有一种紫铜火锅,就是中间有烟囱可以加炭的那一种,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可能这一代的大陆年轻人也有不少没有见到过。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带着姥姥专门找寻有紫铜火锅的饭店。到北京后,我也专程去找到了这种传统的火锅。台湾流行吃酸菜白肉火锅,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酸菜是东北的特产,居然能够在台湾流行起来,颇感意外。

5 “年轻人的未来在大陆”

除了这些传统与回忆,其实还有更多原因让我决定必须到大陆来看一看。

在台湾开放到大陆探亲旅游之初,父亲就极力想带我一起回安徽老家探亲,始终被我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比如要准备高考什么的。实在逼急了我就跟他实话实说,我不要去共产党统治的地方,大陆那么可怕,没有抽水马桶,又贫穷落后,我不要去。当时心里真是这么想。

后来想想,当年对于大陆和共产党的这种认识完全是因为幼时受到的教育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效应,使少年人叛逆而易怒的心里不自主地抗拒,其认知的过程和产生的结果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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