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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素素扑入李一泓怀中，哭着用小拳头擂他，“你怎么才回来呀！”
李一泓眼望着两名公安，嘴上对素素说：“别哭，看两位叔叔笑话，我这不是按日子回来的嘛！”
“你们在抄我的家？”
负责记录的公安说：“李委员言重了，我们在履行公务。”
照相的公安说：“抄家那是‘文革’中的现象，在我们现在的公安词典中，根本没有‘抄家’这一个词。搜查和抄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虽然带有搜查证，但领导嘱咐我们，那也暂时不能进行搜查，我们只是看看某些东西，照照相，登登记而已。”
“暂时？”他走到屋门口，朝屋里看了看，转身望着两名公安，又说，“亲爱的同志们，咱们是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啊？”
负责记录的公安说：“不能这么说，您这么认为是错误的。我们公安人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我们绝对不能与任何嫌疑人论一家人。对方与我们论一家人那也无疑等于白论。”
两名公安都比较年轻，礼貌而又拒人千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李一泓瞪视这个，瞪视那个，心中十分恼火，但竭力克制着。他冷冷地问：“你们的意思是，我是一个犯罪嫌疑人？我犯了什么罪？凭什么嫌疑我？”
照相的公安冰冷而又礼貌地说：“我们市局连续收到举报，揭发您非法倒卖国家文物，牟取外汇赃款。”
李一泓跨向那两排空房子，指着大声说：“就这些东西吗？它们现在怎么就成了国家文物？想当初，文化局不要，文物局不要，文化馆没地方放，都说是破烂儿，是垃圾！是我腾出这两间房子，它们才临时有了个存放的地方！谁敢说我是嫌疑犯？”
照相的公干连连摇头：“政协委员，口出脏字可不好。”
“你……”
负责记录的公安“啪”地敬了个礼：“李一泓公民，我们所执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不打扰了，我们这就告辞。我们相信，您是清白的或者不清白的，必定会水落石出的。您的话现在就省省，留待接受正式审讯的时候说吧。”
他们互相看一眼，一齐转身向外走。
“站住！”李一泓喝道。
两名公安又同时转身，静静地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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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就跟你们走！我今天就要讨回一个清白！”
李一泓坐的警车与蒋副主席的车在市政协门口来了个对脸，蒋副主席见他从警车上下来，一脸的“友邦惊诧”……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蒋副主席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问。
“下午！我一进院子，看到两名公安在我家院子里又是登记，又是拍照。”李一泓站在他面前，情绪激动。
“别那么激动，坐下说。”
“我不坐！我问你，我成了犯罪嫌疑人，你知道不知道？”
蒋副主席霍地站了起来：“如果你不坐，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他的目光对上李一泓的目光，毫不妥协，“李委员，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不能坐下好好地谈，那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必要再谈下去了。”
“坐就坐。”李一泓气鼓鼓的。
蒋副主席便又缓缓坐下去，二人谁也不看谁。蒋副主席掏出烟，抽取了一支，将手向旁边一伸。李一泓看看那支烟，犹豫一下，接了。蒋副主席按着打火机的手，又向旁边一伸，李一泓凑上去默默吸着烟——两个人仍然谁也没看谁一眼。
“我把那些东西拉到我家去，是迫不得已，是万般无奈。可我就纳了闷了，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什么都记得，你为什么就不去跟他们说啊？”
“我是见到你之前几分钟，才刚刚知道你的事！”
“明白了——他们是一边有人开警车送我走，一边有人打电话通知你。”李一泓气消了点儿了，“我刚才态度不对，多原谅啊主席。”
蒋副主席端起杯，呷了一口。
“我决定，不去找他们了。”蒋副主席也按灭了烟。
“什……么？闹半天你还是……”李一泓猛地往起一站，研究而又困惑不解地看着蒋副主席。
蒋副主席低着头，仍尽量平静地说：“你还是要坐下。”
李一泓看门一眼，原地转一圈，似乎打算干脆一走了之。
蒋副主席又呷一口茶，说：“想走？劝你别走，你要是走了，听不到我对你的建议和忠告，对你是损失。”
“小心眼儿！就因为我一进门耍了点儿态度，想法就改变了？还完全！”
“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小心眼儿。对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对你的态度我也能理解。我是回忆起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和我有关。那一年我也刚成为市政协委员，却有人到处投匿名信告我，说我接受企业巨额贿赂，替打官司的企业收集伪证。检察院也对我立案了，一时满城风雨。当时在我看来，似乎人人都幸灾乐祸。我认为政协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委员不蒙冤，于是就去找当时的政协主席——他正住院……”
蒋副主席回忆了一下，接着说：“护士交给我一张纸，告诉我病人情况很不好，实在没法交谈，他把想对你说的话写在这张纸上了。我展开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我不能为你做什么，政协也不能为你做什么。既要相信法律，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权利一样。’我当时觉得这是废话，很失望。不久，那位政协主席病故了，我也在法庭上获得了清白。但我对那位政协主席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他临死了，还那么的明哲保身。第二件事，和你们老馆长有关。感激和尊重他的人很多很多，恼恨他的人也不少。结果他又被陷害了。对方能量颇大，一审二审，他都败诉了，和被判刑，就差一步了。那时我已经是政协副主席了。我就将你们老馆长请到政协，真诚地表示，要以政协的名义，助他争取到公平。老馆长却不同意，他说，‘您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市政协也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老馆长说：‘我虽然并没有钻研过法律，但近年，也还是深思过一些司法问题。依我看，全世界的司法现象，它的公正与否基本取决于四个方面。第一方面那就是司法一定要具有独力性。独立性就是权力排他性。审理过程不受任何外界影响力的左右。第二方面那就是条文越细越好。越细，留给法官主观认定的空间越小，非公正倾向的可能也就越小。第三，法官水平怎样。第四，社会监督怎样。如果，一位政协委员涉案了，政协机构于是出面施加影响，那么人大也可以对人大代表照此办理了，上一级官员也可以对下一级官员照此办理了。那么，也就只有老百姓和法律的关系最自然了。法律本身，也就只有对老百姓才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了。’听完他的话，我有点明白去世的政协主席的意思了。老馆长又说：‘我身为市政协常委，只有替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义务，没有受政协特殊保护的资格。我的案子，那只是我个人之事。面对法律，我和老百姓不应该有什么两样。如果您出面了，那就等于是政协出面了。即使法律最终还我公正了，百姓会怎么看这一件事呢？他们也许会说——看，人家政协委员摊上了官司，和咱们老百姓摊上了官司结果就是不一样。那政协和司法，其形象不是两败俱伤了吗？中国的司法公正，需要我们政协和人大来监督它，促进它。我们政协的形象，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证明它，提升它。我们政协的形象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只有使命，没有特权吗？如果我们政协委员似乎也变成了受什么特权保护的人士，那我认为，反倒是政协的悲哀了。’”
李一泓没有说话，一直静静听着。蒋副主席看着他，叹口气：“我提出为老馆长推荐一位有水平的律师，老馆长笑着答应了，他说：‘好啊！我这十余年政协委员当下来，先后将五六个人推上了被告席，我自己当几次被告，那也符合因果关系嘛！人不能活得太娇气嘛！’政协太需要他那样的政协委员了。”
李一泓陷入了沉思。
李一泓走到家门口时，见杨亦柳站在那里。
“一泓，素素她……在医院里。”
李一泓一下子抓住了杨亦柳双肩：“我素素她怎么了？快说！”
“我来时，正赶上春梅她老板也在你家。他是来找你说事儿的，是他发现素素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他开车将素素送到医院去了，我就留这儿等……”
不等杨亦柳说完，李一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