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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上研之后，我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申请保留一年学籍，先到社会中锻炼。按照当时北京大学的惯例，保留学籍的申请很容易获得通过。这个决定表面上很好看，申请保留学籍是为了到社会上锻炼自己，积累社会经验，以便更好地渡过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发展学业。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家庭条件。也许多人都会认为，胶东农村的经济条件是很不错的，但那个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清贫。我们家兄弟较多，三个哥哥结婚花去了很多钱，家里也欠了一些债务。上大学期间，我曾从学校贷款，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又是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毕业时我的贷款被符合学校的豁免条件，因而上学时候的贷款，我并没有归还。对于家庭的实际情况，我是非常了解的。每当看到父母日夜劳作的身影，日渐霜白的双鬓，鼻子就一阵阵酸楚。工作一年，挣点钱，读研期间，不要再花父母一分钱，成为当时我心头一个固执的念头。
济南 触摸市场
毕业前夕，我找到了一份当时非常“时髦”的工作，到山东泰龙期货公司工作。那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起步发展的时期，股市、期货对于许多人而言还是相当新鲜的事情。而我大学所学的专业与经济几乎没什么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恶补，我开始每天与绿豆、红小豆、钢材的行情相伴，与红马甲频频接触，每天都在经受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行情的大起大落，去分析把握那稍纵即逝的机会。每天都会看到 “新富翁”和“新穷光蛋” 的诞生，经历市场的洗礼，严酷地磨练自己。
1994年下半年，我被派到山东泰龙临沂期货公司主持研发部工作，为使客户准确把握行情进行研发工作。那个时间，我每天盯着大盘，收集宏观信息、微观信息，进行分析预测。一次次准确预测让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而失误的预测也是存在的。每当出现不准确预测后，总是让我思考很久，寻找可能的原因。这段时间的工作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第一次对我国经济有了真实地认识，第一次对经济信息的价值有了实际的认识，这在潜意识里对我日后读研和择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期货公司的工作短暂而紧张，很快我又被调到新组建的山东泰龙广告公司工作，担任媒体部经理。在广告公司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当时一件很前卫的事情，承办全国足球甲A联赛济南泰山队（现为鲁能泰山队）主场比赛的所有市场推广工作。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足球职业化联赛，1995年，泰山队主场比赛的市场推广工作首次推向市场，由广告公司承办，我们因此非常幸运地做了一件在山东足球史开天辟地的事情。1995年的球市远没有现在的火爆和成熟，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东西依然根深蒂固，许多机关部门还难以接受花钱看球赛的现实。当时一场比赛要上交足球俱乐部11万，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限的，但在当时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天跑广告、卖球票、指定球队专用商品、协调媒体关系，同事们忙的不亦乐乎。也正在那个时候，对足球并不太感兴趣的我，认识了许多足球明星，如宿茂臻、李霄鹏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与媒体有了第一次正面的接触。
每一张球票的销售、每一次广告的谈成、每一个足球队专用产品的确定、每一篇宣传稿件的刊发、球队的每一场胜利，都让我们兴高采烈，击掌庆贺。记得当时有个同事叫胡森，有一辆大摩托车，我每天坐在他的车后座上，跑来跑去，谈判、处理协调各种事情。那时候最大的感受是，年轻意味着向前跑。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这一年，自己感觉收获颇丰。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自己对许多事物、现象有了重新的认识，有了一点社会经验，自己感觉变成熟了许多。
1995年8年，我从公司辞职，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来到了北京大学。
第三篇 漂泊的行者
漂泊的行者（3）
北大 沉入象牙塔
北京大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座圣殿，以前我对她的感觉是高山仰止，当我成为其中的一员的时，立刻感受到了她的“兼容并包”。未名湖、博雅塔的美丽，季羡林、厉以宁、费孝通等大师的博学，图书馆丰富的馆藏，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的太多了。
我的导师是中文信息处理专家、博士生导师余锦凤教授，80年代末她曾开发出“三击键”的“嵌套汉字输入法”，并获国家专利。“嵌套汉字输入法”输入速度明显快于市场上流行的“四击键”的一些字形输入法。那个时代，科研人员大多不善于开发市场，余锦凤教授也不例外，她的“嵌套汉字输入法”没有与大公司合作，也没有与操作系统捆绑，“嵌套汉字输入法”错过了最佳的推广时期，应用的范围非常有限。余锦凤教授是一名严谨、和蔼、执著的学者，她的作风对我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在余锦凤教授和北大图书馆自动化部主任、计算机系孙辨华教授的指导下，从1997年5月开始，我参与了国家九五重点攻关课题“新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开发工作，并负责期刊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在北大图书馆自动化部开发程序成为我当时的主要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自己的计算机水平有了很大长进。
北大一直有着“兼容并包”的传统，我读研究生期间，学校有着非常自由的选课制度，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跨系选课。这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于有一年的工作经验，我选修了许多经济学、计算机方面的课程。讲座之多，可以说是北大的一大特色，北大每周都有几个讲座，而每个讲座都是一次“精神的盛宴”。那个时候，我每天忙于上课、听讲座、开发程序，没事的时候，就泡在那座著名的图书馆。在这期间，自己先后撰写了7篇论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中日数据库发展比较研究》获得北京大学1997年“五四”科技论文三等奖。
本科学生干部的经历让我在读研期间并没有放弃参与学生工作，当我站在北大讲台上，发表研究生常务代表委员会副主席就职演讲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成长。
求职 一波三折
时光荏苒，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一晃而过。基于自己的年龄和当时的就业形势，工作成了我第一选择。
从1997年下半年，同学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工作，大家开始忙于参加招聘会、面试、笔试。由于学习成绩和自己的经历，我找工作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到1998年春节后，要求我签约的单位就有方正集团、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市检察院，但我最想去的单位是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和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新闻出版署是我最煞费苦心的一个单位，新闻出版署署长、副署长，以及每个司的司长都曾收到过我的简历，音像司、科技司的司长还专门找我谈过话。经过两轮笔试、两轮面试，我与其他5名毕业生终于冲到了最后，新闻出版署的工作问题基本确定。但1998年“两会”之后，国家随即展开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许多党政机关压缩进人名额。新闻出版署进人名额由最初的20多人， 1998年春节后压缩到6人，而当年“两会”之后，新闻出版署决定：1998年不招收毕业生。
进入新华社更像走过一座独木桥。当年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只有一个京外名额，竞争可谓激烈。笔试第一的成绩也并不能确保自己进入新华社。“焦急等待”的同时，是加倍的努力。一次次的面试，放弃寒假在社里实习，在与经济信息部领导一次次谈话后，在编辑室领导的大力帮助下，好事多磨，我终于与新华社签约了。
我一直觉着，自己是个幸运儿，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