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位不要摔我的书。我的书虽然内容不适合捐给慈善学校，但留着垫垫茶杯也是好的。
鉴于内容的关系，本书就不献给我的妻子儿女了。献给父母也不合适，他们要是知道我在青春期其实结交了这么一批人，还不打断我的狗腿。所以，这本书献给那位联系不上的语文老师好了。他姓汤。
在心中
退休
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妈来电话说：“你爸队里要给他做一个退休相册，让选25张照片，你来帮着拷一下吧。”并用炸酱面作为诱饵。我自然欣然咬钩前往。我问我爸：“这个相册是干吗用的？”我爸吐了口烟，说：“大概跟你们那会儿的同学录差不多吧。”
于是我开始挑照片。我爸有云南、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藏等地的旅游照片。我一张一张选下来，挑他最精神的，拷进卡里拿给他看。
“诶？”他把烟蹍死，皱着眉头看着，“怎么都是我啊？”
“你的相册不放你放谁啊？”我往面条上整齐地摆黄瓜丝。
“我的队友呢？”他问。
我呆住了大概15秒。我完全没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说，我完全没考虑到我爸还有队友，我更没考虑到他会想要在退休相册里放队友的合影。我甚至没想到他真的会在意这相册里放的是什么。我把摆好黄瓜丝的碗放下，怯生生地看着他。
“先吃饭吧。”他叹了口气。他很生气。我于是又端起碗来，但不太敢出声吃。你知道，吃炸酱面时不能出声，真是生不如死。
我爸是一名万恶的城管队员。一般老百姓都这么说城管。但他其实是一个好人。他这一辈子从没抄过一个小贩，没掀过一个摊，没抓过一个人，没扣过一辆车。我有一次跟他们队里喝茶，趁我爸上厕所的当儿，问一个叔叔：“我爸这么干，怎么在队里立足啊？”
叔叔啜了口茶说：“一来呢，他从绿化科转来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活儿都是年轻人干。二来嘛——”说着他突然自顾自地笑了起来，笑了足有半分钟，“二来你爸长得实在太凶了，小贩看见他望风而逃，谁敢跟他对抗啊？”然后一屋子的老老小小都狂笑起来。从他们的表情里我看得出，笑归笑，但恐怕真就是那么回事儿。
高考前夕，为了让我上学方便，一家三口住在队上的一间库房里。院子由绿化队和城管队组成，都是和善的人儿，我从没觉得有一个凶神恶煞，除了我爸。而我爸却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是队里唯一读过《十日谈》《红与黑》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人。
我亲历过几次。三口人吃完饭上街遛弯，他嘱咐我们别跟着他，然后噌噌噌紧走几步，再转入慢悠悠的散步节奏。我们之间拉开了一段微妙的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让人不舒服的安全感。肯德基门口有几个卖盗版盘的，见了我爸就点头哈腰叫“张哥”，却也不跑，有时候还递上几张盘来，我爸一般摆摆手。有时也拿。
有一回经过一个地下通道，他背着手，盘着珠子，在前面缓缓地走。通道两旁的小贩像被注射器推了一样，捏起摊布四角，整整齐齐跳了脚往东跑。跑到一半，呼啦啦地又都回来了，后面跟着对面辖区的城管。这条地下通道以中间为界分两个队管。那城管三两成群，吆五喝六，好不威风。小贩抱着包袱往回跑，到我爸面前，迟愣一下，看他微微一点头，便又继续往后蹿去。那时候我看我爸的背影，觉得有股噼啪爆响的气流在周身环绕，四边的空气都扭曲了，连地下通道的灯都明灭起来。
我爸的队友说：“有你爸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打砸抢吗？”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没有我爸他们也不会打砸抢，这我是知道的。如今这个凶神恶煞突然一退休，他们是有点儿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队里有好几个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个转业军人。这支队伍很不好带——有贾家楼的，也有瓦岗寨的；有穿长衫的，也有光膀子的——他们需要我爸这个读过书的凶神恶煞来中和他们的气场。以后只好靠他们自己了，我想。
吃完饭，我重新挑了照片。在庐山的石碑前，老老少少十几口子围成一个扇面，我爸一脸政治不正确地站在正中，好像按快门的人是他的死仇，眼里恨不得冻出冰来。我觉得这张很合适，就把文件名改成了“封面。jpg”。在此之前，我没怎么认真想过退休是怎么回事。退休就是他们还需要你，你却要卸甲归田了。你还活着，却变成了照片儿。
不过这也好，这么一来，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爸就从老张变成了纯粹的我爸。
刺
有一天晚上，加班到11点时饿得不行。找遍公司发现了一盒快餐，拿出来热了热便要吃。事情就是这时候发生的：掰筷子的时候，一根竹刺斜斜插进了食指肚。
当时我想：我是不是有二十几年没扎过刺了？
小时候玩冰棍里面那根竹棍，常常被木刺扎手。我最怕扎刺。刺不可怕，我甚至都没觉得疼过；真正可怕的是挑刺。奶奶把老花镜往下一拉，从镜框上面露出黑眼珠和抬头纹，然后像黑社会一样曲两下手指示意我过去。在她从线轴上抽出针的一瞬间我确定听到了宝剑出鞘的声音。接着就是挑。奶奶有很多技巧，深浅横竖，挑大刺挑小刺，出手稳准狠，往往一招毙敌。但挑刺的过程真的很疼，虽然没流过血。
后来奶奶老了，戴着老花镜也没法给我挑刺了。更可怕的事来了：她也没法给自己挑刺了，所以得我给她挑。她干了一辈子活，手指硬得像枣木一样。每次我攥着她的手，就哆里哆嗦不敢下针。奶奶总是不耐烦地说“挑啊看花儿呢你”，我于是就一狠心——血出来了，当然一般刺也出来了。奶奶更不打话，翘着伤指，把其他四指往我脑袋上一拂，出门干活去了，临走还不忘了收好针线。宝剑还匣。
这事儿没发生过几次，我就离开奶奶回北京了。住进楼房了，人也大了，不玩土不玩冰棍筷子了，扎刺的机会也就少了。二十几年像某种滑不溜秋的底栖鱼类，倏地没了。我三十多了，在公司加班，快撑不住了，还被筷子扎了手。这让我觉得是件大事儿，因为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像扎刺这件事一样二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没发生过——但这不代表它永远不会发生，而你还没学会怎么应对。
我找了根曲别针，掰直了开始挑刺——学着奶奶的手法。滑拿崩拔轧，拨打盖挑扎。全用完了，刺好像更深了。这种疼很讨厌：疼又不是很疼，想无视它又办不到，因为它总在那儿一剜一剜地疼。我怀疑就算我回了家也找不到针。我总不能看着自己被刺扎死吧？本公司产品总监因手指扎木刺一根，感染后引发败血症，不治身亡，因此公测推迟一周。——这可不行。最后我一发狠，用裁纸刀把指肚切开，用自来水把刺冲出来了。当时的心情跟《电锯惊魂》里锯腿的那哥们儿大概相同：一边割一边从牙缝里滋出一个×来，却不知道要×谁。
然后我一边吸着手指一边想：我干吗不回家让老婆帮我挑？
爷爷的塔吊
我爷爷一生有三件大作。
一件是星空仪。这东西直径两米，连架子立起来估计有三米高（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还太小而留下了过大的印象）。它由一层镂空的带刻度的面板，一层可旋转的深蓝色星空板和一层布满发光二极管的电路板组成。开动起来，星空板在刻度板下缓缓旋转，到了你所在的位置时，对应的星座就会亮起来。我爷爷完成这东西时，我大概五岁，一个如此巨大的东西能够旋转，给我留下了一种很特殊的印象。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我开始有巨大物体恐惧症；二、我除了北斗以外不认识任何星座。
这东西没有获任何奖。
另一件是大风车。这风车比星空仪还巨大，简直像一棵长着可自旋的圆形树冠的千年怪树。一转起来，它就哗啦啦地响，其旋转机制非常复杂，因为上面有千百个零件，每一个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旋转，看上去眼花缭乱，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很快就会呕吐。它的声音和复杂的结构，都是因为此物乃是用数百个易拉罐拼成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爷爷制作它的一些方法。例如，怎样在易拉罐上打一个上下对称的中心孔？翻过易拉罐，在罐底的凹面上投一颗滚珠，用锤子一砸，就获得了中心点；而正面的中心点就是拉环的轴。插入一根剪成规定长度的自行车辐条，就成了轴。怎样保证罐体不在轴上前后跑动？用一截圆珠笔芯充当热缩套管，它们跟自行车辐条配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