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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袁牧之、赵丹、于伶、崔嵬、金焰、王人美、顾而己等三、四十年代上海左翼著名影人都参加了该剧的排练和演出。
那一段时间，周璇在演艺事业上最成功的是主演了中国第一部广告歌舞片《三星伴月》。这部影片也是由艺华影业公司投资拍摄的。
在这部不同凡响的广告歌舞片中，周璇又一次精采地演唱了片中的插曲。尤其是那一首《何日君再来》，这是周璇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歌。
有评论文章称：“在这支歌诞生的漫长……岁月中，没有任何一支中国电影歌曲像它这样引起纷纭的评说和褒贬。”
这首歌曲是解放后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刘雪庵年轻时创作的。当年他就读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36年秋，他在音专的一次同学联谊会上即兴创作的一首探戈舞曲。1938年，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拍歌舞片《三星伴月》时，导演方沛霖请编剧黄嘉谟为刘雪庵的这首曲子填了词，即成了该片的插曲《何日君再来》。
《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是影片中周璇扮演的女主角、电台歌星王秀文和情人分手时情绪伤感时演唱的。歌曲的旋律低回委婉、贴近口语，使用了探戈舞曲的节奏，速度缓慢但流动感强。这首歌经电影放映和灌制唱片发行后，马上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被广泛传播，成了舞厅里最热门的伴舞曲，一直延续至今。
1957年，刘雪庵因为一曲《何日君再来》等原因，被打成右派、黄色作曲家。但曾做过谭震林秘书的曹白说：“上海沦陷前流行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沦陷后流行的歌曲是《何日君再来》。这倒不是上海人甘心沉湎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不可救药，而是表示做了奴隶后的期待一期待光复解放的日子到来。”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著名女歌星李香兰（三口淑子）于1985年在解放军出版社为她出版的《李香兰一一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
“她所演唱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曾风靡一时。那支具有世界性的名曲《何日君再来》，也是由她首先唱起来。我是个周璇迷，非常喜欢她的歌。
有一件事，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我在灌制《夜来香》唱片那天，当乐队随着黎锦光先生的指挥棒响起那轻快的前奏时，我透过录音室的玻璃窗，突然发现一位楚楚可爱的女性，站在监听室那里目不转睛地往这边望着，我一眼就看出那是女明星周璇。她正在演唱《何日君再来》，我突然发现了这位憧憬已久的明星而过于激动和兴奋，便情不自禁地喊出了一声：‘哎呀，周璇！’，结果使得录音作废……”
这位当年旅居中国、并在上海成名的女歌星李香兰，后来成了日本众议院议员、环境政务次官、自民党妇女局的局长。
她在事隔四、五十年后，深情地回忆道：“从那次见面后，我和周璇成了好朋友，常常在一块儿喝茶、吃饭。……或到她家的钢琴前面干脆呆上几个钟点，因为她要学习乐章结尾时的婉委唱法，我们曾在一起进行过热心的研究。周璇是一个温柔娴雅的女性，丝毫没有大歌星、大明星的架子。”
她说：“《何日君再来》是当时的中国红星周璇的传世名作。”
拍摄《垂帘听政》的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在事隔半个世纪后，回忆起周璇演唱的歌时也说：“……最流行的一首，应该是《三星伴月》里的《何日君再来》。”
他说：“一直到现在，每一听到：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马上就会想起当时的生活情景，跟着就会想起周璇，所以中国的影星和歌星，一直到现在为止，仍以周璇的唱片销路最多，地区也最广。”
相信《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也将会被人们世世代代传唱下去的：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
请进点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
不欢更何待
（道白）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上一篇＇ ＇下一篇＇
甜蜜的生活成为梦幻
同年，17岁的周璇随未婚夫严华，跨洋过海，远赴香港、菲律宾等地巡回演出。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等地，周璇的演唱受到热烈欢迎，获得巨大成功。
周璇说：“我们一路上领略热带风光和异国情调，揭开了我生命史上新的一页。尽管我们过的是漂泊的生活，但（我和严华的）生活是甜蜜的。”
六七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周璇那次巡回演唱的影响仍然深深地植根在那里，她的歌仍在东南亚华人中被广泛地传唱。在菲律宾、在印度尼西亚、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里，人们仍然可以听到周璇演唱的《何日君再来》和她演唱的其它歌曲。
1938年夏天，从东南亚巡回演唱归来的周璇和严华参加上海“爵士合唱团”。他俩每天奔波在上海各家电台间播音演唱。
不久，她又随严华北上，她说：“这时，我和严华的感情与日俱增，双方同意在北平举行了婚礼。”他们是在北平的西长安街春园饭店举办的婚礼。并且，在北平度过了四个月的蜜月期。
婚后，夫妇俩返回上海。她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始终沉浸在爱的漩涡中。在我的想象中，前途注定了光明和幸福，生活会永远美好……”
可是，当1938年秋，周璇签约于上海国华影业公司，开始了她的新一轮拍片高潮后，她和严华之间的感情由热转向冷，继而产生了裂痕。
男女之间的这种聚和散、合和分，外人是怎么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还得听听周璇和严华这两个当事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周璇在《我的为什么出走》一文中这样写道：“……然而好景不常……一切并非我所预料的那样，渐渐地，猜疑、诬蔑、诽谤，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因为我是人，我有自己的生命和尊严。经过思索，我终于选择了‘娜拉’的道路，噙着泪水离开了家，离开了相处九年的丈夫。”
那么，再看看严华是怎么说的，他在1941年给报刊撰文《九年来的回忆》，不经意地泄露了其中真实的缘由：“由北平重返上海后，周璇加入了国华影业公司，我们二人的月薪（包括我作曲在内）450元。……（周璇）每年规定拍4部戏，每部戏的报酬是2000元。”
说明俩人收入悬殊，严华年收入仅是周璇的四分之一不到。但严华说：“我历来主张节约，该用的用，不该用的坚决不用。”“你要在艺术上多下工夫，慕虚荣，讲排场，是不会有幸福的。”
有一次，周璇突然问严华：“做人的意义是什么？”问得好。
严华答复：“不慕虚荣，不骄傲，不落后，一天天向前进步……”
看来严华对周璇的教育管理很严格，要求很高。对周璇赚的钱，也管得很死。
在这种情况下，周璇写道：“我以为当美满的家庭不能获得，甜蜜的生活成为幻梦，而一种出人意料的痛苦紧紧压迫我的时候，我自然只好挣脱桎梏和恶劣的命运决斗，另觅新生之路了。”说得多好，周璇和她同时代的写《结婚十年》的女作家苏青一样，摆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娜拉”的勇敢姿态。
接下来，周璇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理念：“哲学家笛卡儿说：‘达到一个终点，总比停留在迷途中好。生活的的行动也是如此。常常不允许自己半点迟疑。’过去我太浑浑噩噩了，对任何事情都从好里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我已经是22岁的人了，在生活的道路上再不能徘徊犹豫，而要争取尽快达到一个终点，总的一句话，我要奋斗！”
周璇和严华的决裂，在社会上被传得纷纷扬扬。严华甚至对外说，周璇私自带走存折。当时的报纸也以大幅标题，大肆渲染此事，称周璇卷款潜逃云云。一时间，蜚长流短，传遍整个上海滩。给周璇精神上带来沉重压力。人言可畏，阮伶玉是前车之鉴。
对此，周璇是这样解释：“不错，我确实带走了两万元钱的存折，但这不过是我积蓄的一部分。实际上我名下的钱还不至此数……”这还需解释吗？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
她又不得不在1941年6月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上，又一次剖明心迹，这一回，使用的是文言文：“严君明知银行存款为璇之私蓄，而竟意图攫为己有，登报挂失，去函止付，迹其所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