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到这里，人们不能不对顾拜旦勋爵怀有崇敬之情。他与国际奥委会没有拘囿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鄙夷和蔑视，还是伸出了表示友好的手。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毕竟是个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毕竟曾经是世界最发达、最威风，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睡狮昏聩而余威犹存。但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恐怕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和宗旨使然。其理想是：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和平、友谊与团结。其宗旨为：鼓励组织和发展体育运动与体育竞赛；在奥林匹克理想指导下，鼓舞和领导体育运动，从而促进和加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保证按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使奥运会无愧于由皮埃尔·让·顾拜旦勋爵及其同事们恢复起来的奥运会光荣历史和崇高理想。顾拜旦及其同事们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初，就努力维护奥运理想和宗旨，坚持奥运之门向一切国家、民族开放，不管它是大国、小国，富强的、贫弱的，西方的、东方的……奥运会向当时的中国发出邀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对奥委会的邀请为何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呢？这也许是中国走上奥运路途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斯芬克斯之谜吧。
1912年，一个叫布朗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上海，他是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还是菲律宾体育协会的会长。他来华的目的，是想搞一个中、日、菲三国参加的远东运动会。当时中国、菲律宾的体育事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青年会操纵的，布朗的来访立即得到了中国青年会的支持。而在此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每年2月都组织一个“嘉年华会”的节日活动，其中有体育比赛，不断邀请中日两国选手参赛助兴，三国联合搞运动会的基础已经有了。更何况，当时的中国，对近代体育的兴趣方兴未艾，上上下下似乎都表赞同，事情就好办了。这时，中国已成立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成为与布朗共同发起远东运动会的体育组织。又经与日本方面协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亚洲体育史上第一个区域性体育组织，便在世界的东方宣告诞生了。这对于亚洲体坛，对于中国体坛，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事实上，有了这个组织，亚洲就有了与远在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直接对话的资格。
远东体协很快作出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远东运动会，由三国大城市轮流承办。有趣的是，远东运动会原来的名字是“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名字反映了亚洲体育向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靠拢，以便进入世界体坛的积极倾向。
当欧美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体育，大都还在限于国内活动的时候，远东三大国联合运动会上的发令枪声，传到了洛桑。顾拜旦勋爵微笑着东望古老中国的新变化。当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的时刻，他指令奥委会致电祝贺，并宣布他们承认远东奥委会（远东体协）为国际奥委会的东方支部，还邀请中国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如此看重远东体协，是令人欣慰的。每次远东运动会举行时，国际奥委会一定会派委员一人为专使，并在会员国内，指定一名体育家，作为奥委会的专门代表，来指导远东运动会。早在远东运动会成立时，就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鼓励，他们送来金花圈一个，赠给远东运动会，以资奖励。
若将1895年国际奥委会对清廷发出的邀请，算作对中国的第一次邀请的话，那么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应该说是第二次邀请了。两次邀请，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机遇。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又没抓住这个机会。历史再次在中国走向奥运之路上，留下了莫大的遗憾。有的学者说，中国可能走向奥运的机会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焚毁了。的确，应于19！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六届奥运会，因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止了。
1919年世界大战的战火熄灭了，世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确立了与远东体育协会的关系。
1921年5月30日，一个叫嘉纳治五郎的日本柔道家抵达上海。他放下行装，即驱车前往虹口体育场，在中日菲三国体育官员陪同下，登上了主席台。他代表国际奥委会对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表示祝贺。嘉纳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是中国的一个老朋友。他曾为早期中国的留日学生花费过很多心血，嘉纳私人开设的宏文学院曾先后接纳过719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3810名由该校毕业。中国著名的大文豪鲁迅、革命家黄兴、陈独秀等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
嘉纳在主席台上一出现，场内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分明感到，国际奥委会对远东体协，对中国体育的关注越发真切、实在了。果然，翌年，国际奥委会便吸收了中国的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奥委会委员。看来，中国人出现在奥运赛场的时间理当为期不远了。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多年混迹官场外交，数度沉浮。青年时期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做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曾留学美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当过都督府的外交副主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次年当选参议院议长。还曾参加护法运动，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此人在外交上混的时间较长，数度出任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1935年奉调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委。1949年移居香港。1961年死于香港。
王正延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奥委会委员，因为他一是政界名流，二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头面人物，三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四是体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担任过第二、五、八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既有身份，又拿得出钱来赞助支持远东运动会。谁知这个人自从戴了顶奥委会委员的帽子之后，从不去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会议。由此来看，王氏参与体育，不过是把它作为一项“业余”活动，一笔取得社会地位和国际声望的资本。至于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那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又怎能推进中国与奥委会的关系呢？当时中国政府官方对奥运会态度之怠慢，认识之肤浅可见一斑。试想，如果中国政府与奥委会采取积极合作与参与的态度，又何至于拖到1931年，国际奥委会才正式承认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呢？
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奥运会的大门再一次向中国敞开。这时，把人类拖入罪恶渊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十年，随着战争创伤的愈合，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在五环旗下重新取得了谅解，有46个代表队汇集荷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届。连德国也有人挤进了国际奥委会。阿姆斯特丹美观实用的奥林匹克运动场，又一次变成了人类寻找友谊和进步的世界。无疑，世界奥运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国际社会更理解它，也更喜欢它了。然而当荷兰女王的代表宣布奥运会开幕时，人场的国家中却没有中国，而只有一个中国人前来观礼。这个人姓宋，名如海。宋孤身一人，无声无息地站在看台上，看着一面面外国的国旗引导着各种不同肤色的运动员人场，不知心里是何等滋味。
堂堂中国，难道就派不出几个运动员来吗？宋先生回国后写过一个小册子，叫作《我能比呀》，是从奥林匹亚（OlymPia）的读音套出来的。作者在书的扉页上解释道：“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宋先生只说对了一半。试想，运动员连国门都迈不出，纵有决心与毅勇，又当何用？
1924年，巴黎的第八届奥运会就要举行了。有三个喜欢打网球的中国留美学生吴仕光、韦荣洛、徐恒，相聚在一起，议论中心为中国又不派运动员参赛而愤愤不平。此时，美国人已组成291人的庞大奥运代表队，即将远征了。那是何等气派！相比之下，四万万人的中国，仍然在奥运会的大门外踯蹰观望。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怎能无动于衷！
这几个可爱的小伙子，明知自己网球水平难与世界好手匹敌，也没有人会为他们慷慨解囊，毅然自掏路费出征了。他们首先绕道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作为热身。赛毕即马不停蹄赶赴巴黎，雄赳赳地打上奥运会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