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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以免他处境尴尬。但西班牙政府却说这是政府做出的决定，与他个人无关，更没有必要因此解除他这位西班牙首任驻苏大使的职务。而萨马兰奇本人也不想辞职，因为即使他辞职，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万般无奈之下，萨马兰奇决定请长假，而将使馆的工作交由商务参赞负责，并明确指示参赞不得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任何活动。他认为这样就能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了。
这个办法对萨马兰奇和苏联当局都不错。但是西班牙政府却不能接受这种做法。西班牙外交部一名副部长来到驻苏大使馆，后来外交部长奥雷哈也打电话来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外交部不准把萨马兰奇解职，但是如果他参加了莫斯科奥运会，他就不必继续留在大使馆了。
萨马兰奇选择了奥运会。奥林匹克是他的事业，而当外交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何况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联邦德国的维利·道默已经由于其政府拒绝派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会而失去了同他竞争的机会。他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呢？而且，这次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有阿迪达斯运动服老板霍斯特·达斯勒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的支持，他们保证分别做非洲、亚洲、法国和拉丁美洲代表的工作。苏联的工作已由萨马兰奇本人做好了。成功已经指日可待，又何需留恋区区一个大使的职位呢？
人生的关键往往就在几步，甚至一步。萨马兰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奥林匹克运动。莫斯科奥运会前夕，1980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第83届全体委员会议如期举行，会上，来自加拿大的詹姆斯·沃勒尔、前西德的维利·道默、瑞士的马克·霍德勒与萨马兰奇四人参加了竞选，四人都曾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多年，是国际奥委会的资深委员。但前三人在组织才能和声誉上与萨马兰奇不可比拟。经过全体委员秘密投票，最后霍德勒得21票，道默得7票，沃勒尔得4票，三人得票总数远低于萨马兰奇一人的得票——47票。只经过一轮投票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宝座，成为任期8年的国际奥委会第7任主席，萨马兰奇对此真是既惊又喜。选举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萨马兰奇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把他的喜悦之情通过电波传播到世界各地。“对我来讲，这一职务不是什么牺牲，而是对我多年愿望的满足。我要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差事。”
人世沧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1896年开始以来，已经历了84个春秋。国际奥委会也变更了6任主席。
第一任主席维凯拉斯，是一个希腊诗人和语言学家，1894年担任国际奥委会第1任主席。两年之后，辞去了主席的职务。
第2任主席就是顾拜旦。他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从1896年至1925年，他担任主席共29年，退休时62岁。
接替顾拜旦的是比利时外交官巴耶·拉图尔，1942年1月6日，65岁高龄的他长眠于他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之前，他已作为主席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了17个年头。
第4任主席是瑞典体育活动家埃德斯特隆。他先接替巴耶·拉图尔担任了4年临时主席，然后又于1946年至1952年担任了6年主席。
第5任主席是美国活动家布伦戴奇，自1952年开始担任主席达20年之久。
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做出了有益工作的基拉宁是国际奥委会第6任主席。他出生于爱尔兰，是记者、作家和体育活动家。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中国采访。他在主席的位置上度过了8载春秋，1980年因不满西方社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为愤然退休。
现在，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在了第七任主席萨马兰奇身上。他将在奥林匹克的历史上书写怎样的篇章呢？
如果不是出差在外，或者有什么其它事情，萨马兰奇一般回巴塞罗那度周末。星期日下午四点零五分，他在巴塞罗那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日内瓦克万特兰机场。一辆防弹奔驰一梅塞德斯已静候在机场。这辆豪华汽车是奔驰一梅塞德斯公司借给国际奥委会使用的，每两年更新一次，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降雪，这辆汽车都会由经验丰富的司机驾驶，用它那极其舒适的空间经过40分钟的坦途把萨马兰奇送到国际奥委会总部——人称“体育联合国”的总部所在地瑞士洛桑。
洛桑位于瑞士的西南部，在洛桑的西南部有个莱芒湖，湖面烟波浩渺，湖水碧波粼粼，旖旎的白睡莲点缀着淡青的湖面。
莱芒糊畔有座深褐色的玻璃建筑，正面白色大理石拱门的门楣上镶嵌着五环标志。拱门内四座玻璃门上烫金印着“国际奥林匹克委会员”的字样。周围翠松环绕，绿荫掩映，地面青草如茵，显得格外恬静。右侧一条玻璃体通道连接着一座白墙红瓦的三层小楼“维迪堡”，它以前曾是国际奥委会总部，现在其中一部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官邸。
洛桑素有“国际文化城”之称，许多世界文豪，如拜伦、雪莱、雨果、狄更斯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出生在这里。如今，她又成了“奥林匹克城”。
最初，国际奥委会秘书处都是在奥运会举办国办公。也就是说，每4年就得搬一次家。这样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不利于国际奥委会和世界体育运动资料的保存和整理。1914年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俄为核心的一方和以德、奥为核心的另一方在欧、亚、非三洲展开了鏖战。开始顾拜旦完全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几乎无处得以安身。年过五旬的顾拜旦决定为法国的荣誉而参加战斗。顾拜旦对国际奥委会委员们说：
“对于我不得不参加战斗这一点，你们会理解的。你们同样还会理解，既然我参加了战斗，我们的委员会就不应该由一名士兵来领导。”于是他授权他的好朋友、瑞士人戈德弗鲁瓦·德布卢纳暂时代理他的职务，并考虑把国际奥委会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经过认真考察，顾拜旦发现了美丽、宁静的中立国瑞士。经过协商，1915年洛桑市政府决定将洛桑蒙幼波堡的一部分提供给国际奥委会临时使用，其中一套房子作为顾拜旦的住宅，此后他一直居住在此。
1937年，顾拜旦在洛桑逝世。作为洛桑市荣誉市民，他被安葬在洛桑市西南的布瓦德沃墓地。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也葬在这里。在墓地中，顾拜旦的墓碑最大，是用一块两米高的花岗岩制成，周围有苍松翠柏。碑上刻着顾拜旦的名字，旁边写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者永垂不朽”。顾拜旦在此“安息”（在瑞士语中蒙勒波的意思是“安息”）了。他长眠在此，魂系奥林匹克运动。后来戴高乐将军曾建议将顾拜旦的遗骨迁到巴黎的潘蒂翁墓地，遭到顾拜旦家人的拒绝。顾拜旦把他的一切都留在了洛桑。
洛桑市政府对国际奥委会鼎力相助，顾拜旦铭记在心。1926年他在日记中写到：
“海尔维第（瑞士的历史地名）联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治产物。她使几个不同的种族、两种宗教和无数的利益群体能够共处一体，形成一个即灵活又坚强的整体……。瑞士应当成为各文明民族的实验园围。”
随着世界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和会员国的增加，原有设施已经变得拥挤不堪。洛桑市再次伸出了援助之手。1968年3月1日，洛桑市政府同意将国际奥委会总部迁到维迪堡。但是未过两年，国际奥委会再度遇到了办公室严重缺乏的问题，只好在维迪堡旁边修建了几处辅助建筑，以解燃眉之急。
萨马兰奇上任伊始，面临的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国际奥委会总部本身的办公条件问题。国际奥委会需要有一个集中、舒适的办公地点。萨马兰奇认为到了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必须扩大国际奥委会占地面积。
在维迪堡有个体育场区和一个很大的布尔歇公园。不过布尔歇公园是洛桑人活动的公共场所。如果要在这里扩大占地面积，必然会遇到些问题和阻力。
洛桑市民对这个问题也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坚决反对国际奥委会的任何扩建企图，另一派则担心如果这样，国际奥委会只得将总部迁到其它地方去了。当时巴黎、苏黎世、巴塞罗那、马德里都愿意为国际奥委会迁到自己的城市而提供便利条件。如果国际奥委会迁址，国际奥委会同洛桑60多年的友好关系也就结束了。洛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