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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也。”据此则此中之误，奇龄固自知之，但所自知者犹未尽耳。然其书虽好为异说，而徵引详博，亦不无补於考证。瑕瑜并见，在读者择之而已。
△《诗札》·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既作《毛诗写官记》，复托与写官以札问讯而写官答之之词，以成此书。凡八十四条。第二卷首有其门人所记云“此西河少时所作，故其立说有暮年论辨所不合者。其间校韵数则，尤所矛盾。行世既久，不便更易”
云云。据此则其中多非定论，其门人亦不讳之。然奇龄学本渊博，名物诂训，颇有所长。必尽废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韩异义，齐、鲁殊文，汉代专门，已不限以一说。兼收并蓄，固亦说经家所旁采矣。
△《诗传诗说驳义》·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明嘉靖中鄞人丰坊作《鲁诗世学》一书，往往自出新义，得解於旧注之外。恐其说之不信，遂托言家有《鲁诗》，为其远祖稷所传，一为子贡《诗传》，一为申培《诗说》，并列所作《世学》中。厥后郭子章传刻二书，自称得黄佐所藏秘阁石本，於是二书乃单行。明代说《诗》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采用之，遂盛传於时。奇龄因其托名於古，乃引证诸书以纠之。夫《易传》托之子夏，《书传》托之孔安国，其说之可取者皆行於世。至其源流授受，则说经之家务核其真。奇龄是书，不以其说为可废，而於依托之处则一一辨之，亦可谓持平之论矣。
△《续诗传鸟名》·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作《毛诗续传》，以遭乱避雠佚之。后从邻人吴氏子得卷末《鸟名》一卷，与其门人莫春园、张文檒共缉缀之，衍为三卷。大意在续《毛诗》而正朱《传》。每条皆先列《集传》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训释《毛诗》草木虫鱼者，自吴陆玑以后，作者实繁。朱子作《诗集传》，大旨在发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训诂则其所略。奇龄此书，则惟以考证为主，故其说较详。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传》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疏舛。如奇龄所作《毛诗省》篇既以《齐风·鸡鸣》为谗人，此书又用旧说，为贤妃之告旦，前后时相矛盾。鹪鹩之名桃虫，犹窃脂之名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谓所栖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锐如锥，专剖苇中虫食之，谓之掏虫，掏桃字通。尤杜撰无理。至於解“睍睆黄鸟”用毛苌旧训，於义本长，乃谓鸎字从二目一八。其二目，离之二目。一八者，艮八之喙。又谓莺字从二火，离为目，目本离火。《尚书·洪范》伏传以五事之目属五行之火，莺首之戴两火，即鸎之戴两目。此虽王安石之《字说》不穿凿至此矣。然大致引证赅洽，颇多有据。录而存之，以广考订，固不害於“多识”之义尔。
△《诗识名解》·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姚炳撰。炳字彦晖，钱塘人。自多识之训，传自孔门，《尔雅》一书，训诂名物略备。厥后诸儒纂述，日久多佚。惟陆玑之《疏》尚有裒辑重编之本。
自宋蔡卞以来，皆因玑书而辗转增损者也。此书亦以鸟兽草木分列四门，故以多识为名。其稍异诸家者兼以推寻文义，颇及作《诗》之意尔。然孔子言鸟兽草木本括举大凡，譬如史备四时，不妨以春秋互见。炳乃因此一语，遂不载虫鱼，未免近高叟之固。其中考证辨驳，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麐二物，义本《说文》，尚有关於训诂。至於凤凰神物，世所罕睹，而连篇累牍，辨其形状之异同，则与《经》义无关矣。又诗中八鸾、和鸾之类，本为铃属，非鸾鸟之鸾，而列之鸟部。
然则车之伏兔，将入兽部乎？是皆爱奇嗜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芜杂，采其菁英焉。
△《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大章撰。大章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吉士。
以母老乞归。其於《毛诗》用功颇深，所作《集览》本百卷，凡三易稿而后成。
此乃其摘录付梓之本，凡《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盖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毛诗》自陆玑以下，诠释名物者毋虑数十家，此书成之最后，故于诸家之说采辑尤夥。其中体例未合者，如释“鹑之奔奔，”则《庄子》之鹑居、《列子》之性变以及朱鸟为鹑首、子夏衣若悬鹑之类，无所不引。释“鸡栖于塒”，则《列子》之木鸡，《吕氏春秋》之鸡跖，《汉官仪》之长鸣鸡，亦无不备载。皆体近类书，深乖说经之旨。又每条首录《集传》大意，以紫阳为主。故如“鄂不恚｜”则取岂不光明之义，而驳鄂作萼、不作跗之说为不烦改字。亦过於偏执。至如载宋太宗赐耶律休哥旗鼓杓窊印，则以辽事误作宋事。尤为乖舛。然其徵引既众，可资博览，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馀，固未始非读《诗》者多识之一助也。
△《诗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龙，长洲人。康熙辛未进士。由庶吉士改密云县知县。惠氏三世以经学著，周惕其创始者也。是书於毛《传》、郑《笺》、朱《传》无所专主，多自以已意考证。其大旨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疑为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周》、《召》之分，郑《笺》误以为文王，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僣。其言皆有依据。至谓《颂》兼美刺，义通於诵，则其说未安。考郑康成注《仪礼》“正歌备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核以《经》文，无歌后更诵及一歌一诵之节。
其《周礼·瞽矇职》曰：“讽诵诗。”郑注谓“闇读之，不依永也”。则歌、诵是两事，知颂、诵亦为两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谓证以《国策》，礼无归宁之文，训“归宁父母”为“无父母遗罹”之义。考“归宁”文见《左传》，於《礼经》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传》，称“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虽无事，岁一归宁”。此文当必有所受。《曲礼》曰：“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许嫁而言，则已嫁而反，是即归宁之明证。不得曰礼无文矣。然其馀类皆引据确实，树义深切，与枵腹说经，徒以臆见决是非者，固有殊焉。
△《诗经札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诗》所记，大抵以李光地《诗所》为宗，而斟酌於《小序》、朱《传》之间。其论《关雎》，从《小序》求贤之说，最为明允。其论《郑风》不尽淫诗，而圣人亦兼存淫诗以示戒，论亦持平。而谓郑声即郑诗，力驳郑樵之说，则殊不然。淫诗可存以示戒，未有以当放之淫声被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至《诗所》论季札观乐，所陈皆西周之诗，非东迁以后之诗。名时据《变风》终於陈灵，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传》卿大夫所赋以见东迁以后之诗，列国具备其文。绝不回护其师说，可谓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又《十月之交》一篇，谓辛卯日食，则云应问於知历者。《殷武》一章於朱子始祔而祭之说，则云更宜考定。亦不强不知以为知。惟二《雅》诸篇，颇有臆断。然如论《国语》吊二叔之不咸，引富辰所云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者，首举管、蔡、郕、霍，知二叔不为管、蔡；引《礼记》“月三五而盈”，证三五在东；引《周礼》，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礼，辨朱《传》之专指宗庙；引《月令》“节嗜欲”及《集韵》，“嗜”字注，解“上帝耆之”；引《大司乐》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证《大雅》、《鲁颂》所以止称姜嫄；引《仪礼》下管新宫在宣王之前，证新宫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据。於其师说，可谓有所发明矣。
△《读诗质疑》·三十一卷、《附录》·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虞惇撰。虞惇字宝成，常熟人。康熙丁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编乃其孙湖南驿盐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