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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证侯以明之，谓以与射不与射为荣辱，非以射中不中为优劣。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玉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说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羑字之训以解“羑若”，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
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疾慰贾钍椋て湄鈩劊沤舷粒L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其后四卷又所次第续成。若璩没后，传写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编次先后，亦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其中偶尔未核者，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劄记》或不传，故附见於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究属未安。然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古文尚书冤词》·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其学淹贯群书，而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故《仪礼》十七篇古无异议，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载乐史有五可疑之言，后儒亦无信之者。奇龄独拾其绪论，诋为战国之伪书。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以来皆疑其伪，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又力辨以为真。知孔安国《传》中有安国以后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别遁其词，摭《隋书·经籍志》之文以为梅赜所上者乃孔《传》，而非古文《尚书》。其古文《尚书》本传习人间，而贾马诸儒未之见。其目一曰《总论》，二曰《今文尚书》，三曰《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吴氏》（案吴棫《书裨传》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语录》述棫说，当云始於吴氏，成於朱氏，此二门殊为颠倒，附识於此），六曰《书篇题之冤》，七曰《书序之冤》，八曰《书小序之冤》，九曰《书词之冤》，十曰《书字之冤》。
考《隋书·经籍志》云：“晋世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其叙述偶未分明，故为奇龄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书正义》之后，其时古文方盛行，而云无有传者，知东晋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传，而后云始得安国之《传》，知今本古文与安国《传》俱出，非即东晋之古文。奇龄安得离析其文，以就己说乎？至若璩所引马融《书序》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
又引郑玄所注十六篇之名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与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龄不以今本不合马郑为伪作古文之徵，反以马郑不合今本为未见古文之徵，亦颇巧於颠倒。然考伪孔《传序》未及献者，乃其《传》，若其经，则史云安国献之，故《艺文志》著录。贾逵尝校理秘书，不应不见。又司马迁为安国弟子，刘歆尝校《七略》，班固亦为兰台令史，典校艺文。而迁《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多十馀篇。”歆《移太常博士书》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书》十六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亦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孔壁古文有十六篇，无二十五篇，凿凿显证，安得以晋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欤？且奇龄所藉口者，不过以《隋志》称马郑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传，实孔氏之本，故马郑等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经典释文》所引，尚可覆验。徒以修《隋志》时梅赜之书已行，故《志》据后出伪本，谓其不尽孔氏之书。奇龄舍《史记》、《汉书》不据，而据唐人之误说，岂长孙无忌等所见反确於司马迁、班固、刘歆乎？至杜预、韦昭所引《逸书》，今见於古文者，万万无可置辨，则附会《史记》、《汉书》之文，谓不立学官者，即谓《逸书》。
不知预注《左传》，皆云文见《尚书》某篇。而《逸书》则皆无篇名。使预果见古文，何不云《逸书》某篇耶？且赵岐注《孟子》郭璞注《尔雅》，亦多称《尚书》逸篇。其见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学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书》逸篇之词。”《尔雅》：“钊，明也。”璞注曰：“《逸书》：钊我周王。”核之古文，绝无此语，亦将以为不立学官故谓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称《逸书》有《舜典》之书，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使《逸书》果指古文，则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称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弥甚者矣。梅赜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於圣人，断无可废之理。而确非孔氏之原本，则证验多端，非一手所能终掩。
近惠栋、王懋竑等续加考证，其说益明，本不必再烦较论。惟奇龄才辨足以移人，又以卫经为辞，托名甚正。使置而不录，恐人反疑其说之有凭，故并存之，而撮论其大旨，俾知其说不过如此，庶将来可以互考焉。
△《尚书广听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欲注《尚书》而未及，因取旧所杂记者编次成书，名曰《广听》，用《汉志》“《书》以广听”语也。奇龄常语其门人曰：“《尚书》事实乖错，如武王诰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周公留召公，皆并无此事。”
是书之意，大约为辨证三代事实而作。初作於禹州，继撰於嵩山，凡屡易稿。至作《尚书冤词》讫，而始删成为五卷。其坚护孔《传》，至谓安国解《舜典》文与《周礼》同者，乃相传之虞《礼》，并非出自《周礼》。夫杞宋无徵，孔子已叹不知。相传之虞《礼》竟出何书，可谓虚辞求胜，不顾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则引据考证，时有可采。置其臆断之说而取其精核之论，於经义亦有所补也。
△《尚书埤传》·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字长孺，别号愚菴，吴江人。前明诸生。是书前有《考异》一卷，辨《经》文同异。后有《逸篇》、《伪书》及《书说馀》一卷。大抵以孔《传》为真，故《史记》所载《汤诰》，亲受於孔安国者，反以为伪。所见未免偏僻。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