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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四声韵》·五卷（刑部郎中汪启淑家刊本）
宋夏竦撰。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举贤良方正。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谥文庄。事迹具《宋史》本传。据吾衍《学古编》，称夏竦《古文四声韵》五卷，前有《序》并全衔者好，别有僧翻本不可用。又据全祖望《鮚崎亭集》，有是书《跋》，称借钞於范氏天一阁，为绍兴乙丑浮屠宝达重刊。盖即吾衍所谓僧翻本也。此本从汲古阁影写宋刻翻雕，有庆历四年竦《自序》。卷首题“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夏竦集”。是吾衍所谓前有《序》及全衔者矣。其书以四声分隶古篆。全祖望《跋》，称所引遗书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简》，未尝多一种，实即取《汗简》而分韵录之，绝无增减异同，虽不作可也。其说固是。然《汗简》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从隶体，猝不易寻。此书以韵分字，而以隶领篆，较易於检阅。此如既有《说文》，而徐锴复作《篆韵谱》，相辅而行，固未可废其一也。惟其书由杂缀而成，多不究六书之根柢。如“寴”，即古“亲”字也。“亲”字下既云古《尚书》作“”，又别出一“｛穴亲｝”字，讹从宀为从穴。云即古云字也。“云”字既云《说文》作“”，“云”字下又云王存乂《切韵》作“”。《目目》即古瞿字也，“《目目》”字下引《汗简》作“”，“瞿”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以及朝黾、闻、协叶之类，不可殚数。“龛”字引古《尚书》是《西伯戡黎》之“戡”，古字通也。乃不并於“戡”字，而自为一条。是由不知古文，误以一字为二也。“澄”即“澂”字之别体。“澄”字下引《云台碑》作“”，“澂”字下引《王庶子碑》作“”。“彩”即采字之别体。
采字下引《云台碑》作“”，“彩”字下引《义云章》作“”。以及桐｛同木｝、崇崈、窥闚、謩谟、仙仙、员圆、熙、奉捧、准准、帽冒、竟竞之类，不可殚数。是又由不辨俗书，误以一字为二也。《覃韵》之函，乃函盖字。《咸韵》之函，乃函谷字。而并引《南岳碑》作。《仙韵》之鲜，乃腥鲜字，於古当从三鱼。《狝韵》之鲜，乃鲜少字，於古当从是从少。乃并云古《老子》作“”，颜黄门说作“”，古《尚书》作“”。
说文训“┅”为大，训“荒”为荒芜，本为两字。而以古《尚书》之“荒”字、《籀韵》之“┅”字，并列“荒”字下。是不辨音义，以二字合为一也。”
亖”字并出《说文》。乃惟云“”字出《说文》。”
”字则云出《贝邱长碑》”、古《老子》。“亖”字则云出《天台经幢》。“”字出《石鼓文》，乃云出王存乂《切韵》。“镏”字出《说文》，“庿”字出《仪礼》，“法”字、“”字、“飌”
字、“篡”字出《周礼》，乃并云出崔希裕《纂古》。“氵不”字出《荀子》、《公羊传》。乃云出古文。是不求出典，随所见而捃摭也。“篑”字《说文》本作“臾”，乃云出《唐韵》。“梦”字《说文》本作“”，乃云出《汗简》，“烧”字《说文》本作“烧”，乃云出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冰、井、丑、志之类，全与《说文》相同者，亦不可殚数。是并不辨小篆也。至於“室”
字云《季札墓铭》作“”，《季札墓铭》无“室”字。“怕”字云古《孝经》作“”，古《孝经》无怕字。益杜撰矣。他如“、銕、諐之类，相连并立，犹云一篆文，一改篆为隶也。至“保”字下云：“崔希裕《纂古》作保”。“雁”字下云：“《籀韵》作雁”。则全作隶书，点画不异，更不解其何故？读是书者亦未可全据为典要也。所列韵目，据《自序》云：本唐《切韵》、《仙韵》下增一《宣韵》，与徐锴《韵谱》同。
《覃》、《谈》二韵列於《麻》后、《阳》前，《蒸》、《登》二韵列於《添》后、《咸》前，与颜元孙《干禄字书》同。盖唐制如是。至《齐韵》之后、《佳韵》之前增一《栘韵》，与二书又不同。殆《唐韵》亦非一本欤？是则不可考矣。
△《类篇》·四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司马光撰”。景定癸亥，董南一作光《切韵指掌图序》，亦称光尝被命修纂《类篇》，古文奇字，搜猎殆尽。然书后有《附记》曰：“宝元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学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时修韵官独有史馆检讨王洙在职，诏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学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大理寺丞张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迁枢密副使，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镇出镇陈州，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之。时已成书，缮写未毕。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然则光於是书特缮写奏进而已，传为光修，非其实也。书凡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故称四十五卷。末一卷为目录，用《说文解字》例也。凡分部五百四十四。其编纂之例有九：一曰同音而异形者皆两见。二曰同意而异声者皆一见。三曰古意之不可知者皆从其故。四曰变古而有异义者皆从今。五曰变古而失真者皆从古。六曰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七曰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八曰《集韵》之所遗者皆载。九曰字之无部分者皆以类相聚。考《集韵》所收，并重文为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此书凡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仅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较《集韵》所收尚少三百六十字。而例云《集韵》所遗皆载者，盖《集韵》重文颇为杂滥，此书凡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故所删之数多於所增之数也。其所编录，虽不及《说文》、《玉篇》之谨严。然字者孳也，辗转相生，有非九千旧数所能尽者。《玉篇》已增於《说文》，此书又增於《玉篇》。时会所趋，久则为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难以一格拘矣。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薛尚功撰。尚功字用敏，钱塘人。绍兴中以通直郎佥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
是书见于晁公武《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作二十卷，与今本同。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钟鼎法帖》十卷。卷数互异，似传写脱二字。然吾邱衍《学古编》亦作十卷，所云刻於江州，与振孙之说亦符。盖当时原有二本也。所录篆文，虽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本，而蒐辑较广，实多出於两书之外。其中如十六卷中载比干墓铜槃铭之类，未免真伪杂糅，然大致可称博洽。即以卷首商鼎一类考之，若箕鼎及维扬石刻之出於古器物铭，济南鼎之出於向氵幡刻本，皆非旧图之所有。至其笺释名义，考据尤精。如《考古图》释虿鼎云：“周景王十三年，郑献公虿立。”此书独从《博古图》，以为商鼎。夔鼎铭五字，《博古图》云：“上一字未详。”此书以上一字为“夔”字。父乙鼎铭亦五字，《博古图》云：“末一字未详。”此书以末一字为“彝”字。又如《博古图》释召夫鼎铭词有“午刊”二字，此书作“家刊”。《博古图》释父甲鼎铭作“立戈父甲”，此书作“子父甲”。又凡《博古图》所云立戈、横戈形者，此多释为子字。其立说并有依据。盖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学，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讹刊误之功，非钞撮蹈袭者比也。尚功所著，别有《钟鼎篆韵》七卷，盖即本此书而部分之。今其本不传，然梗概已具於此矣。旧刻久佚，此本为明崇祯中朱谋垔所刊，《自序》称购得尚功手书本。虽果否真迹，无可证明，然钩勒特为精审，较世传写本为善云。
（案：此书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