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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传》·二十九卷（内府藏本）
宋张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号无垢居士。其先开封人，徙居钱塘。绍兴二年进士第一人，授镇东军佥判，历宗正少卿，兼侍讲，权刑部待郎。忤秦桧，诬以谤讪，谪居南安军。桧死，起知温州，匄祠归。卒，赠太师崇国公，谥文忠。
事迹具《宋史》本传。《宋史·艺文志》载九成《孟子拾遗》一卷，今附载《横浦集》中。《文献通考》载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为南宋旧椠，实作“孟子传”，不作“孟子解”。又《尽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则亦不止十四卷，盖《通考》传写误也。九成之学出於杨时，又喜与僧宗杲游，故不免杂於释氏。所作《心传》、《日新》二录，大抵以禅机诂儒理。故朱子作《杂学辨》，颇议其非。惟注是书，则以当时冯休作《删孟子》，李覯作《常语》，司马光作《疑孟》，晁说之作《诋孟》，郑厚叔作《艺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为事，故特发明于义利经权之辨，著《孟子》尊王贱霸有大功，拨乱反正有大用。每一章为《解》一篇，主於阐扬宏旨，不主於笺诂文句。是以曲折纵横，全如论体。又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无由旁涉於空寂。在九成诸著作中，此为最醇。至於草芥、寇雠之说，谓人君当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观其眸子之说，谓了与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论其明暗，又必有孟子之学识，而后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微旨。
王若虚《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述》有曰“孟子之书，随机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司马君实著所疑十馀篇，盖浅近不足道也。
苏氏解《论语》，与《孟子》辨者八，其论差胜。及细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张九成最号深知者，而复不能尽。如论‘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为护讳，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犹是郑厚叔辈之所见。至於对齐宣汤武之问、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云云，盖於诸家《注》中独许九成，而尚有所未尽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类，文义分明，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当日之战争，九成之解则欲防后世之僣乱。虽郢书燕说，於世道不为无益。至於汤武放伐、任人食色，阙其所疑，正足见立说之不苟。是固不足为九成病也。
△《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隐文，建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是书，卷数与今本合。朱彝尊《经义考》仅云附载《朱子全集》中，而条下注“阙”字。盖自明中叶以后，已无完本矣。今考《永乐大典》所载，凡辨司马光《疑孟》者十一条，附《史剡》一条，辨李覯《常语》者十七条，郑厚叔《艺圃折衷》者十条。
《续辨》则辨王充《论衡·刺孟》者十条，辨苏轼《论语说》者八条。此后又有《原孟》三篇，总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续辨》、《别录》之名，亦釐然具有条理，盖犹完书。今约略篇页，以《尊孟辨》为三卷，《续辨》为二卷，《别录》为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系朱子《读余氏尊孟辨说》於后。
首尾完具，复还旧观，亦可谓久湮复显之秘帙矣。考朱子集中有《与刘共父书》，称允文干预宋家产业，出言不逊，恐引惹方氏复来生事，令陈、吴二妇作状经府告之。则允文盖武断於乡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杂识》载，晁说之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以《孟子》发挥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则允文此书，其亦窥伺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真能辟邪卫道者欤？然当群疑蜂起之日，能别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经籍不为无功。
但就其书而观，固卓然不磨之论也。
△《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案《论语》自汉文帝时立博士。《孟子》据赵岐《题词》，文帝时亦尝立博士。以其旋罢，故史不载。《中庸说》二篇见《汉书·艺文志》。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见《隋书·经籍志》。惟《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然《书录解题》载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闽诸儒始为表章。特其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於《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惟晏《注》皆标其姓，朱子则或标或不标，例稍殊焉。《大学》章句，诸儒颇有异同，然“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并用旧文，所特创者不过补《传》一章，要非增於八条目外。既於理无害，又於学者不为无裨，何必分门角逐欤？
《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
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
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於《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釐，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於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
△《四书或问》·三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书章句集注》，复以诸家之说纷错不一，因设为问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书。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书非一时所著。《中庸或问》原与《辑略》俱附《章句》之末。《论语》、《孟子》则各自为书。其合为一帙，盖后来坊贾所并也。
中间《大学或问》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问，尝自称诸书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中庸或问》则朱子平日颇不自惬。《语类》载游某问：“《中庸》编集如何？”曰：“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又载朱子以《中庸或问》授黄云“亦未有满意处。如评论程子诸子说处尚多粗”云云。
是其意犹以为未尽安也。至《论孟或问》，则与《集注》及《语类》之说往往多所牴牾，后人或遂执《或问》以疑《集注》。不知《集注》屡经修改，至老未已，而《或问》则无暇重编。故《年谱》称《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於县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与潘端叔书》曰：“《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工夫修得。只《集注》屡更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
云云，可见异同之迹，即朱子亦不讳言。并录存之，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於折衷众说之由；其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