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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擅食田园瓜果律”一条，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礼居何门哉？
△《四礼宁俭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书以冠、昏、丧、祭四礼无贵乎繁重，宜崇尚质朴，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传《家礼》纂本，更为删易，务从省约。又名《丰川家规》，盖所以教其子弟者。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纁《四礼初稿》用意大约相近，而立法则尤为简略焉。
△《昏礼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廷栋撰。廷栋有《易准》，已著录。是编详考昏礼，冠以《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不入卷数，尊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实，以类编次。然核其体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义，一则自天子达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则自先王以迄后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昏礼，则当以贵贱各为门目，知等威之所别。古今各著沿革，知异同之所自。复各考核典文，釐为子目，以理其绪。而后以变礼（如《曾子问》所谓亲迎遭丧之类）、俗礼（如阴阳拘忌及催妆、撒果之类）、非礼（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类）别汇於后以备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资考证。廷栋此书，采摭虽富，而端绪糅杂。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妆资》为一门，此於古居何礼也？《媒氏》一门载索紞占冰下人语，韦固见老人月下检书。是直类书，非通礼矣。
△《齐家宝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张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钱塘人。是书本《书仪》、《家礼》诸书，酌为古今通礼：曰《居家礼》，曰《童子礼》，曰《义学约》，曰《师范》，曰《家诫》，曰《家规》，曰《宗讲约》，曰《乡约》，曰《社约》，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每门前引经传及新定仪注，间有附论，折衷颇为详慎。但据沈尧中之说，谓三年之丧当三十六月。今考《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王肃主之，为二十五月之证。《士虞记》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三年之丧，实二十七月。至谓丧三十六月，则始于唐王元感，而张柬之驳之，其议遂寝。载在《唐书·张柬之传》。文嘉乃取唐人已废之说，谓宣公新宫灾在薨后二十九月，其时主犹在寝，证古人丧不止於二十七月，尤为误中之误。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杜《注》：“三年丧毕，宣公神主新入庙，故谓之新宫。“据此，则宣公之主已入庙矣。《公羊传》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宣公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穀梁传》曰：“新宫者，祢宫也。迫近不敢称谥，恭也。”据此，则不称宣宫而称新宫，必不由於主不在庙。至胡《传》始引刘绚之说，谓不称宣宫，以未迁主，於三《传》略无所据。
然绚谓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缓於迁主，则以缓迁为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为三十六月之证，则是以二十八月主不迁庙为持丧之正经。其误又甚於绚矣。文嘉又谓凡期丧皆有禫。今考《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谓父在为母也。”《丧服小记》曰：“为父，母、妻、长子禫。”是期之丧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长子耳。《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为妻禫。”明父在为妻不禫，则是母、妻期丧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谓凡期皆得禫，尤未详考。
盖是书未能穷源於《礼经注、疏》，第从《家礼》诸书略求节目，宜其说之有离合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十七部，八十七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二十六 经部二十六
○春秋类一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於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僣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徵、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於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於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馀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语，叶梦得谓纪事终於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
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徵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甯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朱春秋》载礻后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
《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於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穀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於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
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徵。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