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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命编《全唐诗》九百卷，以穷其源流。复亲标甲乙，撰录此编，以正其轨范，博收约取，漉液镕精。譬诸古诗三千，本里闾谣唱，一经尼山之删定，遂列诸六籍，与日月齐悬矣。诗中注释，每名氏之下详其爵里，以为论世之资。每句之下各徵所用故实，与名物训诂，如李善注《文选》之例。至作者之意，则使人涵泳而自得，尤足砭自宋以来说唐诗者穿凿附会之失焉。
△《御定千叟宴诗》·四卷康熙六十一年奉敕编。钦惟圣祖仁皇帝昌运膺图，冲龄践祚，削平三蘖，砥属四瀛。圣德懋其缉熙，神功昭乎启佑。用能钦崇永保，无逸延年，寿考康强，符薄海无疆之祝。而深仁厚泽，涵育庞洪，啿々春祺，桐生茂豫。所谓皇建其有极，敛五福用敷，锡厥庶民，验以箕畴，允符古义。是以平格之瑞，翊运者咸登；淳固之气，饮和者靡算。鲐背黄发，骈联相属，既俯允臣民之请，肇举万寿盛典。欢心普洽，陬澨嵩呼，业已恭勒鸿编，昭垂弈禩。复诏举高年，宏开嘉宴，申延洪之庆，表仁寿之徵。酒醴笙簧，赓歌飏拜，彬彬焉、郁郁焉，自摄提合雒以来，未有如斯之盛也。爰命裒集诗篇，通为一集。首以圣制，与伊耆神人畅曲旷代齐光；继以群臣和章，与周京天保诸什雅音接响。其馀诸作，亦与《豳风》称觥之文、尧民击壤之咏，后先一轨焉。伏而读之，如华鲸奏威，凤仪铿震，耀八音会而五色彰也。化国之日舒以长，盛世之音安以乐，具见於斯。允宜袭琅函而贮石渠矣。
△《御选唐宋文醇》·五十八卷乾隆三年御定。明茅坤尝取韩、柳、欧、苏、曾、王之文，以编唐宋八家文钞，国朝储欣增李翱、孙樵为十家。皇上以欣所去取，尚未尽协，所评论亦或未允。乃指授儒臣，定为此集。其文有经圣祖仁皇帝御评者，以黄色恭书篇首。皇上御评则朱书篇后。至前人评跋有所发明，及姓名事迹有资考证者，亦各以紫色绿色分系於末。考唐之文体，变於韩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体，变於欧阳修，而苏洵以下和之。愈与崔立之书，深病场屋之作。修知贡举，亦黜刘几等，以挽回风气。则八家之所论著，其不为程试计可知也。茅坤所录，大抵以八比法说之。储欣虽以便於举业讥坤，而核其所论，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来，历历可数。坤与欣即古文以讲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论。然论八比而沿溯古文，为八比之正脉。论古文而专为八比设，则非古文之正脉。此如场屋策论以能根柢经史者为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经史与否定其甲乙。至讲经评史，而专备策论之用，则其经不足为经学，其史不足为史学。茅坤、储欣之评八家，適类於是。得我皇上表章古学，示所折衷，乙览之馀，亲为甄择，其上者足以明理载道，经世致用；其次者亦有关法戒，不为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澜意度，亦出入於周秦、两汉诸家。至於品题考辨，疏通证明，无不抉摘精微，研穷窔奥。盖唐宋之文以十家标其宗，十家之文经睿裁而括其要矣。
茅坤等管蠡之见，乌足仰测圣人之权衡哉。
△《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乾隆十五年御定。凡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亦惟两代之诗最为总杂，於其中通评甲乙，要当以此六家为大宗。盖李白源出《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於《国风》、二雅，而性情真挚，亦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奇创而不诡於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至於北宋之诗，苏、黄并骛；南宋之诗，范、陆齐名。然江西宗派，实变化於韩、杜之间。既录杜、韩，可无庸复见。《石湖集》篇什无多，才力识解亦均不能出《剑南集》上，既举白以概元，自当存陆而删范。权衡至当，洵千古之定评矣。考国朝诸家选本，惟王士祯书最为学者所传。其古诗选，五言不录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七言不录白居易，已自为一家之言。至《唐贤三昧集》，非惟白居易、韩愈皆所不载，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盖明诗摹拟之弊，极於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於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祯乃持严羽馀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於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祯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臣等循环雒诵，实深为诗教幸，不但为六家幸也。
△《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康熙中，圣祖仁皇帝诏大学士陈廷敬编录，未竟。世宗宪皇帝复诏续辑，以卷帙浩博，亦未即蒇功。我皇上申命廷臣，乃断自乾隆甲子以前，排纂成帙，冠以列圣宸章。皇上御制二十四卷，次为诸臣之作一百卷。伏考总集之兴，远从西晋，其以当代帝王诏辑当代之文者不少概见。今世所传，惟唐令狐楚《御览诗》奉宪宗之命，宋吕祖谦《文鉴》奉孝宗之命尔。然楚所录者佳篇多所漏略，祖谦所录者众论颇有异同。固由时代太近，别择为难，亦由其时为之君者不足以折衷群言，故或独任一人之偏见，或莫决众口之交譁也。我国家定鼎之初，人心返朴，已尽变前朝纤仄之体。故顺治以来，浑浑噩噩，皆开国元音。康熙六十一年中，太和翔洽，经术昌明，士大夫文采风流，交相照映。作者大都沉博绝丽，驰骤古今。雍正十三年中，累洽重熙，和声鸣盛。作者率舂容大雅，沨沨乎治世之音。我皇上御极之初，肇举词科，人文蔚起，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著作，本足凌轹古人。又恭逢我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聪明天亶，制作日新。我皇上复游心藻府，焕著尧文，足以陶铸群才，权衡众艺。譬诸伏羲端策而演卦，则谶纬小术不敢侈其谈；虞舜拊石而鸣韶，则弦管繁声不敢奏於侧。
故司事之臣，其难其慎，几三十载而后能排纂奏御，上请睿裁。迄今披检鸿篇，仰见国家文治之盛，与皇上圣鉴之明，均轶千古。俯视令狐楚、吕祖谦书，不犹日月之於爝火哉。
△《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万文、曰启祯文。而国朝文别为一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评骘於后。卷首恭载谕旨，次为苞奏摺，又次为凡例八则，亦苞所述，以发明持择之旨。盖经义始於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於先王》一篇，即当时程试之作也。
元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有明二百馀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风气初开，文多简朴。逮於正、嘉，号为极盛。
隆、万以机法为贵，渐趋佻巧，至於启、祯，警辟奇杰之气日胜，而驳杂不醇。
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於其间。於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体盭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於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於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於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教思无穷，於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今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原本不分卷第，今约其篇帙，分为四十一卷焉。
△《钦定千叟宴诗》·三十六卷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洪惟我皇上斟元陈枢，体乾行健，会归有极，德合无疆。曼寿延洪，固预卜亿万斯年；康强逢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