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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跟他一块儿求道，用香木雕了好几顶道冠，让阁臣们上朝的时候戴起来，以示大明君臣执意求仙的一片赤诚。他还不许阁臣坐轿，一律改为骑马，并赐予香叶束发。偏是夏言这人固执，对皇帝说朝堂是庄严肃穆的地方，我们一个个在这儿弄得像跳大神的似的，人不人鬼不鬼，这算什么事呢？坚绝不肯听从朱厚熜这些莫名其妙的吩咐。
那边严嵩的态度可就灵活得多了。朱厚熜叫严嵩进宫问话，他就脱了朝冠，把皇帝赐下的道冠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还颇为风雅地笼上一层青纱。走到跟前这么一跪，把朱厚熜弄得这个高兴啊，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可是更加喜欢严嵩了——这不是要比夏言那样不晓事的家伙强上百倍么？为人臣子的，自己的君父喜欢什么，那就得跟着喜欢什么，这才是正理，才能显得出你们的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嘛！
何况严嵩还写得一手好青词——就是道家乞求上天降福的祈祷文书——句式工整，意境幽远，故而深得朱厚熜之心。别说是夏言自弗不如，放眼满朝大臣，也没有一个能强得过他的——反过来说，他除了会拍马屁和写青词外，大概也没什么别的本事了，旁人说他纯粹就是个“青词宰相”，确是恰如其分，没有丝毫的夸张。
这样一来，夏言可就失势了。他倒还拿严嵩当朋友，因为担心皇帝会让自己辞职走人，于是想请严嵩过来替自己想个主意。结果严嵩人没找到，朝野内外却是风声四起，都说严嵩在筹划取夏言而代之的具体部署了。夏言如梦方醒，悔之不及，被严嵩在朱厚熜跟前给他扣上了一顶“笼络国家监察部门的官员，肆意玩弄朝政”的大帽子，最后发来一纸诏书，勒令他回家去好好反省。
要是两个人之间的胜负就此立判，事情倒也罢了。可是朱厚熜的猜疑心极重，对于属下的大臣们总是疑虑重重。夏言走是走了，严嵩在朝廷里作威作福，连同他的儿子严世番在内，贪财枉法，搞得是群怨沸腾，时间一长，朱厚熜便又不怎么待见起他来了。皇帝心知肚明，对付大臣们，就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大，总得多立几个山头，互相有所制约才好——杨廷和那样的，你们觉着是忠臣了吧，可是一旦权力过大，办起事来不也还是欺君犯上么？于是没过几天，他又把夏言叫回了内阁。严嵩没想到皇帝来了这么一手，吓得带着严世番一起连滚带爬地跑去夏府跟夏言请罪，父子两个跪倒在人家床前，哭得是一堪糊涂。夏言又吃不住了，说认错就好，以前的事我也就不再追究了，大家就这样吧。
于是这两位从此就跟两台电梯似的，在内阁大楼里一升一降，一降一升，一会儿是夏言凌驾于严嵩之上，一会儿又是严嵩占据了上风，反反复复，谁都没有真正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朱厚熜玩弄权术的高超手腕了。可严嵩不乐意啊，心说老这么折腾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得把他夏言收拾干净了，这才来得痛快。
严嵩的这门心思，自然就和陆炳“情投意合”了。其实严世藩对陆炳的评价极高，认为当今大明朝堂之上，可称天下之才的寥寥可数，其间便有他严世番与陆炳。现在既然人家陆都督都找上门来了，哪有不帮他一把的道理？助人也就是自助了嘛。于是邀上父亲，三个人凑到一块儿，开始策划彻底击败夏言的致命一击。
他们在政治上寻找到的突破口，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七年的“河套事件”。所谓河套，也就是黄河经由贺兰山向北，再因为阴山的阻挡转而东进，最后沿吕梁山南下，处在这一片流域半包围状态下所形成的“几”字形平原。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历来都是北方游牧各部与南方汉族政权发生军事冲突时的必争之地，大明朝建国之初，一度对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视，但是随着国势衰微，武备松弛，也就渐渐丧失了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权。再到朱厚熜执政的嘉靖年间，河套已经彻底沦入蒙古人的掌控之中，与之相邻的边防重镇累年受到规模不等的侵袭和掠夺，军民死伤惨重，总兵官一级的将领战死者亦不在少数。
于是，就如何处置河套问题，是主动进攻还是加强防守，便成为了摆成大明君臣面前一个颇为棘手的议案。时任陕西总督的曾铣，便是主战派当中的代表人物，他与夏言的岳父苏纲交情深厚，于是得益于后者在夏言跟前的极力推荐，进而争取到了首辅赞同自己有关收复河套的战略构想。夏言屡次向朱厚熜上奏，阐述其间的利弊得失，并夸奖曾铣人才难得，是大明朝的头号忠臣。朱厚熜被他们两个说得有些心动，于是命令夏言拟旨，把曾铣着实褒扬了一番。夏言因此备受鼓舞，认为大事可成，收复河套指日可待，而自己也将因此名垂青史，创下一番超越大明朝历任内阁首辅的不世奇勋了。
可是同样的情形，到了严嵩父子和陆炳那儿，便显露出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意味。他们分析，皇帝虽然表扬了夏言和曾铣，然而迟迟没有对收复河套作出任何明确的指示，又因为朝中主和派的反对而将事情暂时搁置了起来，这就说明在皇帝心里，未必当真就认为收复河套是件值得尝试的有意义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们和他对着干就好了。严嵩于是向朱厚熜上奏，批驳夏言和曾铣的建议是欺君误国，进攻河套得不偿失，只会平白损耗国家的人力财力，他夏言之所以一门心思想要跑去和蒙古人开战，说为国尽忠怕是假的，真实用意恐怕只是为了成就他一个人的功绩而已。
奏疏还没递上去，朱厚熜便已经如他们所预料般地突然变了脸色，拿收复河套的事情把夏言痛加驳斥了一番。严嵩一看机不可失，赶紧依计跑去皇帝跟前煽风点火。夏言这时候有些害怕了，不过他倒也精明，嘴里说着向皇帝请罪，又顺便把严嵩也拖下了水：“当初他严大人也没说收复河套有什么不好，现在看见皇帝生气了，这才把事情全都推到我的身上。”朱厚熜却已经对严嵩所云深信不疑，反倒觉得夏言这是在“强君胁众”，强迫君父而胁持群臣了，联想到对方素来自以为是，经常拿皇帝的话都当耳边风，于是龙颜大怒，就在这年正月再度勒令夏言下岗，剥夺了授予他的一切官职，遣回原籍听候发落。
其实事情到了这一步，朱厚熜也还没有要把夏言拖出去杀了的意思。可那边的严嵩和陆炳不干了——依着皇帝这古怪脾气，没准他夏言哪天就又会风光无限地回朝，为了免除后患，终究还得把政敌往死里整。朝堂上的事情严嵩已经办完，接下来，陆炳和锦衣卫大显神通的时候到了。
陆炳于是先派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夏言在去职离京的时候，言语间对皇帝多有埋怨，认为昏君临朝，自己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然后再请严嵩授意他人以知情者的身份向皇帝揭发，说夏言收受了曾铣贿赂，互相串通一气，以收复河套为名侵吞国家财产，而且事情还和夏言的岳父苏纲有所牵连——他甚至还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夏言与曾铣的往来书信作为“罪证”。这些消息传到朱厚熜耳朵里，当即激起了皇帝心头不可抑止的怒火，唤过陆炳到跟前吩咐说：“这样的乱臣贼子，一个也不能放过。曾铣、苏纲，全都给我逮进诏狱，还有那个夏言，也快去给我捉回北京来，我要亲自审讯他的案情！”
陆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立刻率领缇骑狂飙猛进，没用几天功夫就把夏言又给逮回了北京。夏言在路上听说曾铣已遭处斩，岳父苏纲则被流放到了边关充军，一个立足不稳，从马车上一头栽了下去，嘴里只是喃喃自语般反复地念叨着：“唉！我这次死定了。”万念俱灰之际，还写了最后一封奏疏上呈给朱厚熜，除了替自己申辩以外，更把严嵩等人比作汉代的王莽、三国的司马父子，希望皇帝明察秋毫，不要一再受到奸臣的蒙蔽。
当然，他现在说这些话也没什么用了。只不过说来奇怪，陆炳带着人去逮了他，他却仍旧在奏疏里对陆都督只字未提，想来大概是他到了最后关头依然没有明白过来，自己之所以会落得如此下场，其实看似早已“痛改前非”的陆炳，在其间也有着莫大的“功劳”。
夏言就在这年的十月被朱厚熜下令斩首弃市，时年六十七岁。
大明朝廷也随着夏言的消失从此完全置于了严嵩父子和陆炳的掌控之下。严嵩父子在明，六部九卿的任何政务，一律都要从他们这儿经过才能转交到御前批阅，陆炳则在暗，替他们严家笼络官员和打击政敌。内阁和锦衣卫这两柄利刃，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