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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秦帝国 第六部 帝国烽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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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日:“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做了范阳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了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虚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的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万”,尚且可疑。百万大军攻秦,全然信口开河。二则,“陈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时,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土地?三则,“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帝国军费来源颇多,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家家按人头出钱,官府以簸箕收敛”这一残酷形式。四则,“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就实而论,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尽皆这般,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
    其四,秦末复辟势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性,其强烈的施暴实践,最充分地反证出其诛暴言论的虚伪性。作为秦末复辟势力的轴心,江东项羽集团的大暴行具有骇人听闻的酷烈性。《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集团对平民与降卒的六次大屠杀,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阳大屠杀,杀光了此前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第六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而放弃。种种大规模暴行之外,项羽又恢复了战国大煮活人的烹杀,后来又有杀楚怀王、杀秦王子婴并嬴氏皇族、大掘秦始皇陵等暴行。项羽集团频频大规模施暴,使大屠杀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乱中骤然暴长。号为“宽大长者”而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也有两次大屠城:一屠颍阳,二屠武关。自觉推行安民方略的刘邦集团尚且如此,其余集团的烧杀劫掠与屠杀则自可以想见了。
    当时,不幸成为“楚怀王”的少年芈心,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这个楚怀王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故此,楚怀王坚执不赞同项羽进兵咸阳,而主张“宽大长者”刘邦进兵咸阳。剽者,抢劫之强盗也。悍者,凶暴蛮横也。猾者,狡诈乱世也。贼者,邪恶残虐也。少年楚怀王的这四个字,最为简约深刻地勾出了项羽的恶品恶行。这个聪明的楚怀王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因了他这番评价,项羽对他恨之入骨。此后两三年,楚怀王便被项羽以“义帝”名目架空。之后又被毫不留情地杀害。楚怀王能如此评判,足见项羽的酷烈大屠杀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项羽本纪》后对其凶暴深为震惊,大是感慨云:“羽岂舜帝苗裔邪?何兴之暴也!”《索隐述赞》最后亦大表惊骇云:“嗟彼盖代,卒为凶竖!”——很是嗟叹啊,他这个力能盖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显然,项羽之凶恶为患,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孰料世事无定,如此一个恶欲横流凶暴骇人的剽悍猾贼,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为英雄,惋惜者有之,赞颂者有之,以致颂扬其“英雄气概”的作品广为流播。如此荒诞之认知,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整个战国之世兵争连绵,没有过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灭六国大战,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屠杀平民的暴行。秦末复辟势力却变成了疯狂恶魔,对整个社会展开了变态的报复,其残暴酷烈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指斥的“暴秦”千百倍。此等无与伦比的大破坏大摧毁暴行,“楚汉相争”的短短几年,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飓风大破坏时期。其直接后果是,繁荣昌盛的帝国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大萧条大赤贫境地,以致西汉建政五十余年后仍然陷入严重赤贫而不能恢复。
    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期,说者的动机、手法与怨毒的心绪,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秦末复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言大而夸,辞伪而辩,行辟而奸,心逆而险。是故,其攻讦之辞无处不似是而非,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倘若忽视这些基本特征,而将其作为论证“暴秦”的历史依据,则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水准。
二、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
    西汉以对秦文明的评判为轴心,历史的实践与意识出现了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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