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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同出一气。）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张春桥之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张，名佩瑛。张春桥之胞妹也。
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个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她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山东济南人。一九四八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七○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四十六岁……
她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
“白大褂”们取下胸前的黄花和臂上的黑纱，回到手术室和病房。
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十二年后，极为偶然，我在上海一个与医务界毫不相干的单位查阅成堆的“文革”档案时，见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发文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这份“绝密”文件，是根据调查组的一位成员的揭发材料写成的。这个成员曾在那个单位担任“工宣队员”，所以案卷中会出现这一文件。
我读罢这一“绝密”文件，深为震惊：像幽灵一样，一个行踪诡秘的“调查组”，当年曾在上海上窜下跳，调查着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所作所为，比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
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
“一、凋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
“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
“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惯于特务伎俩的张春桥，手下曾有过一支别动队，曰“游雪涛小组”，代号“二四四”。这个秘密调查组也是一支别动队，虽然名义上并不直接隶属于张春桥，然而，真正的指挥官正是他！他通过王洪文，以王洪文的名义发“指示”，而调查组的简报则送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由何秀文转交张春桥。张春桥对调查组实行“遥控”，但是他从不直接出面说三道四，甚至佯装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与他毫不相干——因为死者是他的妹妹。他要实行“回避”！
大抵由于“严格保密”的缘故，调查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动的潜水艇，淹没于万顷波涛之下，世人鲜知。
也正因为“严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缘故，在张春桥被赶下历史舞台之后，就连调查组成员所写的揭发材料，也赫然在大头上标明“绝密”字样，继续为张存桥“保密”！
尤为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十年之后，那个调查组当年的秘密活动，仍未有片言只字公诸于世！
我以那份偶然见到的“绝密”文件为线索，追寻那艘深水中的潜水艇。费尽周折，我终于在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单位里，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旁，找到了当年被称为调查组的“灵魂”的Q。Q是调查组副组长，实权人物。如今，已经四易工作单位，从部级领导降为一个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当我突然向他提及“张佩瑛”三个字，他显得紧张。好在毕竟早已事过境迁，那段往事已成为历史，他慢慢镇静下来，陷入回忆之中……
我追寻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曲曲折折，直至惊动当今上海市的领导机关，这才终于得到支持，允许我查阅。我仔仔细细“拜读”了一箱“绝密档案”。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犹如读了一部极为精彩的“推理小说”！
那一箱近千万字的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的详尽记录。令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竟私自秘密审查了四十六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十五人，一般审查三十一人。外调材料、档案摘录、提审记录、交代材料、旁证材料、专案简报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
最顺利的是寻访受迫害者。他们吐出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愤意，为之一快，为之一爽……
是时候了，该撕掉那些“绝密”封条了；
是时候了，该把那艘潜水艇从深水中捞出来，公诸于众；是时候了，该把当年的秘密的“通天大案”，大白于天下。
此案所以成为“通天大案”，是在于当年的张春桥官儿大。他戴着一顶又一顶光华四射的桂冠：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哥哥得道，妹妹升天。本来并不“大”的张佩瑛，也俨然成了“大人物”。她的摔死，便成了“大案”……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把时间倒拨至一九七四年，按照当年秘密专案组的“推理过程”，叙述这一秘密大案的来龙去脉……
手术前兴师动众，费尽心机
厚达数百页的《张佩瑛病史》，附有上百张各种各样的化验报告单。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起，到她死于手术台为止，详细记载着她患病、住院、手术的种种经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病史记录：
“张佩瑛，女，四十六岁。因月经不正常八个多月，反复发作腹痛及低热四个月。经妇产科检查，子宫左上方有一硬质的肿块，有压痛，于二月二日入妇产科医院。经采用中西药抗炎和一般支持疗法后，热度消退，但肿块未见缩小，反有增大。
腹痛仍反复发作，并有加剧。经院内外大会诊，认为盆腔肿块性质不明，虽经积极治疗未见好转，故决定三月三十日将进行子宫及肿块切除手术。“
论级别，她不属高干；论业务，她不属高知。以往，她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动过多次手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一回，随着她哥哥张春桥荣登高位，那光辉照到妹妹脸上，熠熠动人。本来，像她这样的手术，在“红房子医院”犹如家常便饭，不知进行过多少次，稳操胜券。然而，张佩瑛动这普通手术，却兴师动众到如此程度：
三月十二日、三月二十七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