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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总理梦化为泡影
与邓小平对着干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着。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毛泽东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幸亏，毛泽东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回此事……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踱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十月十七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作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毕竞王洪文大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
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沙，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惯于长夜工作、上午睡觉的毛泽东，在长沙仍然如此。在下午，毛泽东听取了王洪文的汇报，无非是说“邓小个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听，就听出这话来自江青那里，因为江青已经不只一次向他告过邓小平的状。从王洪文嘴里讲出来的话，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话的翻版。
王洪文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是一番严厉的告诫：“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兴冲冲坐着飞机来，气鼓鼓乘着飞机去。当王洪文还在天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钓鱼台伸长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了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张春桥得讯，如同跌入深谷，连喊糟糕。他往沙发上一倒，闭上双眼，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的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战友，都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细心处理各种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
“文革”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消瘦了一圈，抱病而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安排中国未来命运的会谈。毛泽东呢，也意识到周恩来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毛、周会谈的结果，在几天之后，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在张春桥的眼里，一月原本是吉利的日子。八年前，他正是在“一月革命”中夺得上海的党政大权；万万想不到，八年之后的一月，他却惨遭败北。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的主席梦破碎了。
王洪义的委员长梦破碎了。
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碎了。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八日，短短十三天之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邓小平。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再是王洪文了，而是邓小平。
邓小平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所谓整顿，也就是整顿“文革”。只消翻开《邓小平文选》，他的一连串的整顿，都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军队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在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用他的话来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大约文艺界乃江青的一块“宝地”，邓小平用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儿曰“调整”，其中也有一个“整”字。
如果让邓小平这么个全面整顿下去，就会把“文革”整掉，把“四人帮”整掉。
在宦途上颠颠簸簸，历尽艰险的张春桥，用双手托着腮帮，愁眉紧锁。
他在思索着反攻的策略……
“张春桥思想”
姚义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