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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林彪一声令下，山上山下，海、陆、空一齐出动，差一点把张春桥轰扁了！
其实，与其说是炮轰张春桥，倒不如说是炮轰毛泽东。
毛泽东反击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驳了天才论。
毕竟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林彪一伙栽了大跟斗。
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谈及第二次庐山会议：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封“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问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引者注：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翻车了，倒大霉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一声惊呼，倒是最形象地勾画了林彪在庐山上的一败涂地。
终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蒙古温都尔汗的一声巨响，林彪“折戟沉沙”，林彪集团从此覆灭。
张春桥顿时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庐山会议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
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
张春桥已经不安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了。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句消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于。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捉摸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要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电话记录稿：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三时出去，夜里三时回来。我看不进书。
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厂，“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义。”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一手心……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工洪文、华国锋、吴德二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另外，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七日，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共包括一百零四名委员。王洪文显赫地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个名单，是毛泽东建议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念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国内外为之震惊了。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