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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于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紧接着，他自称“小学生”，来了一番谦逊：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
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一位“小学生”讲毕，另一位“小学生”上台，姚文元重复着张春桥的调调。
也照当时的传单摘录于下：
这次，春桥同志和我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在上海革命人民面前，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我们确确实实是小学生……
其实，上海的“桃子”熟了，两个“小学生”是来“摘桃子”的。
“小学生”虽“小”，口气却很大：
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夺权，称为“一月革命”——据说，在人类历史上，能与上海“一月革命”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建立的新政权。称为“上海人民公社”——据说，在人类史上，能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受到过马克思赞赏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
张春桥自己宣布对自己的任命：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只要不是傻瓜，谁都明白，两个“小学生”所谓“参加工作”，意味着什么？
“狄克”正在做着美梦。上海这个“桃子”，已经唾手可得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把张春桥打得七荤八素，北今朝南，差一点跌入黄浦江……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蓬、蓬、蓬、蓬、蓬、蓬……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
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肩上佩着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
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
“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
“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
像一阵狂飚，“红革会”的年轻人们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二十三颗大印！
大抵是受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夺印》的影响，这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以为“夺权就是夺印，夺印就是夺权”。眼看着上海的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二十三颗本头疙瘩。“红革会”
的年轻人们已经发觉，那两位“小学生”不是来“学习”，而是来上海夺权，况且年轻人们灵敏的耳朵，已经风闻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老婆文静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红革会”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二十三颗大印在手。这些从未见识过大印的年轻人们，以为上海“夺权”宣告成功。于是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街小巷，贴满“红革会”的《夺权通告》。
“哼！”当《夺权通告》迅速被人送到兴国招待所，从张春桥的鼻孔里发出了响亮的一声。
他依然躲在幕后，只给徐景贤挂了电话：
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
从徐景贤嘴里，讲出了张春桥的话。那声音，是傲慢的！那口气，是教训人的：
“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无同志点头，行吗？
“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
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不要支持‘红革会’的夺权。
“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支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厉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动”。“红革会的头头们清楚地知道，徐景贤所说的”革命行动“意味着什么！
徐景贤的话，深深地激怒了“红革会”的年轻人。
一月二十六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于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
蓬、蓬、蓬、蓬、蓬、蓬……
一月二十七日夜，上海街头又响起“红革会”的摩托车声。
红卫兵们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而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徐景贤约好“红革会”的头头，去那里再一次举行谈判。
梳着光亮的小分头，徐景贤笑迎“红卫兵小将”，以为这一回他们会拱手交出二十三颗大印。万万想不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徐景贤塞进了一辆吉普车。
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
“什么？徐景贤被抓到复旦大学去？”从电话耳机中传出张春桥惊慌失措的声音。
“红革会”这一拳头，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徐景贤知道张、姚的底细，万一在红卫兵的皮鞭、棍棒之下说了出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徐海涛吗？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张春桥一边打电话，一边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涛在电话耳机里都听到了。
徐海涛，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只因效忠于张春桥，成了心腹。后来，此人竟依仗张春桥之势，成为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冷僻的上海东北郊，在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又响起一阵蓬蓬声。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
这一回的车队井然有序，十八辆带船形坐舱的草绿色的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指挥车后面，跟着两辆军用大卡，站满解放军战士。好家伙，张春桥的一个电话，调来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
像铁桶一样，绿色的车流迅速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
手无寸铁的红卫兵，无法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只得听凭他们闯入大楼。
“奉上级命令，执行任务。”徐海涛板着脸孔，用冰冷的语言对“红革会”的头头们说道。
“你的上级是谁？”红卫兵们并无惧色。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徐海涛扛出了当时中国最硬的牌子。
“哦，张春桥派来的！”红卫兵们马上明白了，又问，“执行什么任务？”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斩钉截铁般说道。
“徐景贤？徐景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们摇着头。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重复这句话。
“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红革会’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人们常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倒过来，兵遇着秀才，竟然说不清了。特别是红卫兵们说要向毛主席报告，不能不使徐海涛心虚了。
赶紧拨通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字：“撤！”
当绿色的车流远去之后，拥有六万之众的“红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