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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伯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哈，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许《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以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依仗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指江青、张在桥和姚文元。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话很妙：“《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出面不方便。《文汇报》是一张民；司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据《文汇报》总编对笔者说，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在此之前，他一无所知！他看到的，并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保密车间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张春桥之命刊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除了照发之外，别无选择……
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倒颇为赞赏，甚至说了这样的说：
“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在打响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半年之后，张春桥在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月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政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义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义章突然出现在七海《文汇报》上，陡地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
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以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执占：“《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出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存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足‘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直接与毛泽东交锋。翌日，他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毛泽东听了，对彭真深为不满。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不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官本显治同志的意见。”
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猛地吸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