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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藤田蛎田氏家住时的穷状，我不忍重述。“
崔万秋的真面目
主编着《大晚报》的《火炬》副刊，崔万秋是名副其实的编辑；发表着散文和小说，崔万秋是货真价实的作家。他的第三身份，在当时鲜为人知。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我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的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
这便是他的军统特务的铁证。
对此，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如今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专员。
沈醉对崔万秋的真面目，曾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作如下说明；我于一九三二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他的情报相当多，还经常给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奖金”和“特别费”。我曾问过他，这么多钱用得完吗？他说还不够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贴一些进去，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情报。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一九三三年冬天，特务头于戴笠还叫我约住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崔万秋当时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火炬》上连载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我曾问他，为什么刊载这种小说？他笑着说，不刊载这些，怎么能表现我倾向“进步”呢？崔万秋告诉我，他对副刊文章的选择很认真，他约了不少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人给他写稿和办专栏，对一般不相识的人来稿，如无特别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东西，是不采用的。
凭藉着“复兴社”之桥，“华蒂社中坚”张春桥一到上海，便投入了崔万秋的怀抱。
崔万秋是从张若谷手中接任《大晚报》的《火炬》副刊的。张若谷的前车之鉴，使崔万秋倍加小心。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曾发表署名柳丝的《新儒林外史》，曾为杨村人大鸣不平，斥责鲁迅对杨村人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明”的“乱砍乱杀”。“柳丝”何人？杨村人的化名！鲁迅写了《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锋芒直刺杨村人，顺便也给张若谷带了一笔。因为杨村人在《文化列车》杂志一九三三年第三期上，发表了给鲁迅的公开信：“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九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
鲁迅针锋相对地答曰：“先生似乎是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么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可怜，自诩为“小说作家”、《火炬》主笔的张若谷，竟然连挨鲁迅之“嘘”，还不够资格！
崔万秋自自知比张若谷还不如。他对鲁迅笔锋的分量，是掂量得出的。他不敢重蹈张若谷的覆辙。
然而，鲁迅雄踞上海文坛，高举“左联”大旗，却又是崔万秋的眼中钉。
崔万秋想找个打手。哦，张春桥来了，正是求之不得……
“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
自然，崔万秋深知，对鲁迅正面强攻，说不定会掀翻《大晚报》上的“火炬”。
比较妥切的办法，是打拐弯球；批田军、批《八月的乡村》。田军是鲁迅扶植的，《八月的乡村》是鲁迅作序的。批四军、批《八月的乡村》，当然也就是批鲁迅——却不是直接展开笔战。
张春桥成了崔万秋的打手。他，当然不敢用真名，最初，张春桥化名“水晶”，在上海杂志公司所办的《书报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出版）上发表。这是张春桥射出的第一支冷前：
八月的乡村（田军作）
这是本悄悄地出版的书，我现在公开地来谈它，不也大可不必么？我想，纯粹的读书人的立场客观地来说几句读后感，先生原谅吗？
《八月的乡村》告我们的有些人在过着荒淫与无耻的靡烂生活，另一方面却正在做着庄严的工作。
可是我认为美中不足的，一是司令陈柱底个性不大显明，二是萧队长那末的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刻画得不够力，三是李七嫂之受日军蹂躏后，竟能够马上执枪从众，尤其是一个聪明的朝鲜女安娜，懂得下命令、裹伤口、教唱歌，给大家讲种种有意识的言论，事实，却会因为萧同志（也许是他吧）而要求“回上海”。我不是说她们不会转变（到底是没落的知识分子），我说的只是毫无线索地突然转变得那末快而已。法捷耶夫在《我的创作经验》里说：
“例如昨天某人还是一个懒家伙，但今日已变成一个突击队员了。艺术家的任务，就在表明，这个人怎样由落后转而加入突击队。为什么要这样呢？”
本书的作者就犯了这末的一个毛病——“把主人公内在阅历表现得很薄弱”，“很少观察人们的改造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希望作者在“一定还在写，写，写——”的时候，能够谦虚地参考一下法捷耶夫底《我的创作经验》一文。
张春桥摆出一副“小说专家”的架势，颐指气使的派头，在那里“指点”田军，把《八月的乡村》说得一塌糊涂。
不过，《书报展望》只是上海杂志公司为了推销书报所印行的杂志，印数不大，在社会上的影响有限。所以，“水晶”的这支冷箭，尚未引起鲁迅的注意。
在崔万秋的策动下，张春桥再狠射一箭：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星期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冒出了一篇寒光闪闪的文章，题目《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作者是谁？
署名“狄克”。
虽说中国的《百家姓》中，也有狄姓。然而，“狄克”却是取义于英文“Dictator”
——独裁者的字头“Dic”，足见他对法西斯蒂的崇拜。
文章一开头，便引述了一段“语录”：
“自我批判之于我们，犹如空气、水一样的需要——约瑟夫。”
“约瑟夫”何许人？斯大林也。这个“狄克”一上阵，便“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却吓唬别人”。
好在文章不长，况且今日的读者很难见到半个世纪前的《大晚报》，故全文照录于下，也可以让读者诸君领略一下当年的“狄克”笔法：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底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致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底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底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底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
我不抹杀去年努力的结果。批判了苏汶底理论，建立了国防大学底路线。但是，对于自我批判作的不够，甚至就没有作，也是没法否认的事。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底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或者说：为了要鼓动作者，对于他严厉的批评，是不合适的。或者说：等些时自然有人写的，然而，这是多么错误的事！
是的，对于那些贡献给文坛较好的作品的作者，我们应当加以鼓励，应当加以慰勉，然而，一个进步的文学者，是绝对的不会反对正确地给他些意见的，甚至他正迫切需要。
如果只是鼓励，只是慰勉，而忘记了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我不必举远例，头些时候青年诗人×××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