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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确实需要某个人将他的基金从别人的脚底下拯救出来。
德鲁肯米勒和新闻界见了面。他一上来就聪明地指出损失的就是6亿美元，一分不多，一文不少。他说索罗斯基金之所以赔了钱，主要是由于它错误地预计日元对美元将会贬值，但他宣布，该基金会所卖空的日元数额远比传言要少，只是大约80亿美元，绝非一些市场报道所说的250亿美元。接下来，德鲁肯米勒表示，在某个时期，索罗斯基金的确握有大量的日元，但到2月14日之前，数量已相当地减少。他还解释道，一段时间以前，他判断在1994年中日本经疥将出现有力的增长，而较高的产出将减少日本的贸易盈余，因为这会使日元下跌，所以索罗斯基金采取了大量卖空日元的做法，买进了不少日本公司的股票并将日本人的债券抛出。从1993年夏至该年的稍后时候，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变动关系对索罗斯基金是比较有利的。但到了年底，索罗斯基金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处于一种对日元“超额认购”
的地位。德鲁肯米勒认为这在今天几乎不算一回事，但承认当初他和同事们应该重新评估一下他们对于日元的对策。
现在该对索罗斯的这次挫折作些评析了。
德鲁肯米勒指出，6亿美元只占索罗斯全部资产的5％ 。这看来似乎将使索罗斯的金融机器陷入无底之渊，但它的二号人物强调说根本没这回事，人们依然还保有余下的95％。
顺便说一下，在那些日子里，索罗斯的总资产约是12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没提到这点。
这样，一些简单的算术运算告诉我们：即使损失了成百上千万美元，索罗斯依旧握有114亿美元的资产。另外。德鲁肯米勒声称，量子基金会业已使2月14日的损失多少得到了些挽回。到2月23日，该基金会的资产额只降低了2。7％。
这笔资产足够索罗斯为位于俯瞰中央公园的摩天文楼上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处职员们发工资了，他也有足够的钱分配给在东欧和前苏联的那些基金会。
这些机构依然可以开足马力地运转。索罗斯在一夜之间损失了6亿美元，但这几乎未引起什么对他保持其金融机器活力的怀疑。他在1994年早先几个月中表现出的巨大信心由此可见一斑。
的确，6亿美元的损失对于索罗斯的金融业务不能说没有严重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大众心目中，索罗斯作为一位金融场上的魔术师的形象并未能发生变化，哪怕是极微细的改变。
第二十七章 华盛顿之旅
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
第一节 众矢之的
尽管索罗斯的基金在2月份遭受了一次大失败，可是，当4月份来临，索罗斯需要站在华盛顿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时，他仍是金融领域内的大腕，世界级的投资家。该地位依然使他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索罗斯这次上头版某种程度上和金融圈里的一些咦咦叨叨分不开，后者也得到了传媒的附和。人们觉得索罗斯和套头基金组织正日益地引人关注。这种关注来源于1994年早些时候金融市场上的风波。不过，索罗斯不认为他需为此向外界道歉，他说，“我依旧将自己视为一个自私、贪婪的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某种圣者，我有着很好的胃口而且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索罗斯并非将赌押在日元身上的唯一一个人。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也卷了进来并且同样遭到重创。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一些套头基金组织需要筹集现金，这迫使其部分地出售以日本或欧洲国家的证券这种形式存在的资产，而这在世界上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甚至那些并没有拿日元打赌的套头基金组织也未能幸免于这场风波。它们的管理者相信，高失业率将促使欧洲各国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他们大肆购买、积聚欧洲国家的债券，认为只要欧洲国家的利率下降，这些债券的价值就会上升。这样，一些套头基金组织由于日元方面的原因而大亏特亏，另一些套头基金组织则开始急于抛售其手中的欧洲债券。这使得这类债券的价格一跌再跌，并迫使欧洲的债券发行者提高利率以吸引购买者。结果，欧洲债券市场陷于一片混乱，一些套头基金组织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这种背景下，乔治·索罗斯大概希望保持一种低姿态以图赢得时间去收回损失，并使人相信“圣瓦伦丁日的屠杀”再也不会发生。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他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是太出名了。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3月份要在巴塞尔聚会，国会听证会也定在了4月份。这两方面都发出了要对索罗斯和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采取行动的威胁，令后者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作为回应，索罗斯在那个春天成为了套头基金组织的某种代言人。他决定尽可能地采取和解态度。3月2日，索罗斯在波恩宣称，中央银行对大的套头基金组织进行规范是合情合理的。“我感到不规范的市场有着一种固有的不稳定性，”他对记者说。“我认为调控者们理应进行规范。我相信缺乏规范的市场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所以（中央银行）进行调查是一项非常合理之举。我们乐意和他们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我还希望，他们采取的任何规范措施不会是弊大于利。”
当被要求就套头基金组织的活动增大了“市场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这项指责进行回答时，索罗斯说：“我要说的是，市场存在着一种发生偏离的趋向，所以我压根不相信市场完美元缺。我也不认为套头基金组织是完美元缺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在一天之内损失5％。
当巴塞尔会议结束之时，10个工业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首脑们并未找到什么充分理由，以便他们觉得有必要制定针对套头基金组织或那些使用自身资本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的银行的新的规定。自从这年早些时候的动荡发生过后，市场凭借自身力量很快地恢复了正常，并元多少道理能让人预言还会有其他的麻烦。但是，让一些观察家们念念不忘的是，套头基金组织这一次使用了各种伎俩才逃脱了应有惩罚，对他们需要严加管理。
在这点上，迪安·维特·雷诺尔德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和主要的投资战略家威廉·卜多吉说道：“在今天，未经登记的衍生性产品如何能四处泛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物品未经登记，所以关于它们的交易就不会被要求在某个地方进行。如果是这样，有关的纪录和交易额就不会为人所知，而市场的规模、交易的条件、个人间买卖的大小程度也不会为人所了解和掌握……。套头基金组织的投资活动的规模已是如此之大，其结果是，如果这些投资失算，它们将对金融体系造成全方位的危险，并进而危及社会的金融结构。
第二节 国会山的演讲者
1994年初的金融动荡为美国国会里的冈扎尔斯听证会搭起了舞台。这出听证会按原计划只是为了一般性地调查套头基金组织，如今却可以拿一项具体的案例做参照；后者向人传达的信息是套头基金组织是金融市场上的头号恶棍。众议员：亨利·冈扎尔斯注意索罗斯和套头基金组织业已一年了，对他来说，索罗斯遭受了其生涯最中严重的一次失败不说明什么问题。鉴于年初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如此动荡不定，他有着充足的理由对索罗斯追着不放。
于是索罗斯去了华盛顿。
听证会的目的——冈扎尔斯对此并不讳言——就是要看看那些从事套头基金投资的人是否像被人描绘的那样诡计多端，是否他们通过其行动确实影响了金融市场，是否应当对他们施加更多的制约。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冈扎尔斯还发布了一个宣言，威胁道要使在金融领域的“不当处置”被视作“对法律的直接侵犯”，“并表达了自己要加强国会对衍生性活动的监管的怠愿。
这听起来并不坏。不过，在银行委员会能够建议出新规章制度之前，它必须解决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尽管该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是金融领域，但并无多少成员知道·一个套头基金组织是如何运转的，几乎无人清楚他们使用了什么诡秘的金融技巧。
为了得到一些答案——实际上是为了上一堂可称为“套头基金入门”的课，他们在1994年4月13日这天把索罗斯这位“大师级”人物请到了面前。当举行听证会的房间差不多坐满的时候，显而易见索罗斯是那天中在华盛顿最具风采的一个人。
“套头基�